不知道这是巧合还是“有意安排”，反正这几年“芝加哥学派”的完美市场价值观对当前经济政策的指导意义被越来越低估——金融危机让“新凯恩斯学派”今天变得更加吃香了！

　　众所周知，一个商品的价格或者一个工人的工资水平都反映了这个市场中商品和劳动力的供需关系，也就是说，当供过于求的时候价格就会跌，而供不应求的时候价格就会涨。所以，就当前美国高失业率问题而言，最直观的政策建议就是让政府增加就业的需求，或者降低雇用劳动者的工资水平。通过市场供需关系的重新平衡来解决危机所带来的失业问题。于是，根据经济学的这个“天经地义”，政府能做的事就是多发货币，创造就业机会。或者让中国人民币大幅升值，谋求美国企业利润的增长，从而带来就业复苏的春天。至于想用降低工资的方法来解决失业问题那就没有那么简单了。事实上，美国政府就是一直在按这个“顺理成章”的思路做着，但效果甚微。

　　2010年经济学诺奖的公布，似乎道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所面对的价格无法反映出市场真实的供需关系，因为我们无法完美确认市场的供需力量。常常是为了找到一个自己能够接受的价格或工资水平，需要我们付出商品价格以上的成本代价，即所谓的“搜索成本”。而且，这样的“搜索”行为常常是建立在有限的“信息和选择机会”的基础之上的，根本做不到完美市场所揭示的那种“无成本”就能发现“公平价格”的理想状态。所以，也就根本做不到彻底解决摩擦性失业的问题。为此，今天欧美政府通过降息、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创造“有效需求”的做法，可能就是一种隔靴搔痒的做法，根本不解决实际问题，相反却埋下了“流动性过剩”带来资产泡沫崩溃和通胀高企的定时炸弹！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政府应该充分意识到失业问题形成的微观机理，从而对症下药，比如，应该大大强化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披露，从而提高雇主和雇员之间“就业配对”成功的概率等。

　　事实上，从最早的“戴蒙德悖论”(1971)开始，就在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引入了局部的、分散的交易过程中所可能出现的重要的“价格分布”的特征(而不是简单的唯一的市场均衡价格)。尤其是80年代后期开始，这一理论体系就被广泛应用在劳动市场分析、货币理论、产业组织论的学术领域。尤其是本届诺奖获得者之一皮萨里迪斯教授(2000)整理出的劳动市场系列研究，以及1990年前后日本籍教授清泷信宏(Kiyaotaki)和Wright教授在货币理论上集中发表的论文(1991，1993)，真正揭开了“搜索理论”体系发展的新纪元。值得一提的是，清泷教授因为他的“信贷周期”理论的巨大影响力，也成为今年诺奖提名的热门人物，我记得在复旦大学我还亲自聆听过他的学术报告，印象极深。后来，在“搜索理论” 领域，又踊跃出其他作者大量的理论拓展的优秀论文(比如，Green,E.and R.Zhou,1998)，到了今天，它已成为在宏观经济学、货币理论和劳动市场分析中不可或缺的理论框架。

　　我这里特别想引申一下清泷信宏和Wright教授 在这方面研究的政策含义。因为从他们的严谨的论证中，我们心服口服地意识到商品买卖中“需求两重性”的问题可以通过引进“一般等价物”——货币之后就得到彻底的解决，从而大大激活了经济活动的效率。可是，今天全球正在面对一场由美、日、欧政府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引发的信用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崩溃的危险，人们已开始无奈地将大量资金投向缺失“一般等价物”功能的“大宗商品”市场中，造成其价格飙升，“输入型通胀”风险在全球不断积累，一触即发。不仅如此，而且正如“搜索理论”所揭示的那样，这种政策行为会导致全球经济活动“成功配对”的代价大大增加，摆脱金融危机的周期会被迫延长。所以，但愿这次生于美国土囊的“搜索理论”的脱颖而出，能够帮助美国政府“搜索”到一套尽快给全世界带来经济复苏希望的政策体系！。（新民网特约评论员 孙立坚）

　　（本文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