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言人刘坤之问恰恰是富士康这个问题的纠结所在。既然富士康工资支付及时、职工社会福利较为完善，为何又接连发生如此密集的自杀事件？

    富士康的坠楼悲剧能否和“血汗工厂”的“盛名”直接挂钩，能否作为一代农民工的“苦闷”象征？与其争论不休，不如换一个思路：不拖欠工资、基本完善的社保以及劳工保护措施，是否就是工人的全部权利？

    以人权理论观照富士康的企业管理，俯身于生产线上的产业工人，需要的不仅仅是基本覆盖的社保和劳保，那是属于生存权的范畴。社会更应关注的，是一代产业工人的发展权问题。这或许是完善社保之下富士康坠楼悲剧频发的原因。

    记者采访了富士康的一名普通职工，对方告知：“富士康讲的是‘速度’和‘效率’，在生产线上，员工不能随意说话、不能接听手机、无人顶替不能离岗，而且不少基层管理人员态度恶劣，对普通工人很不客气。一个人如果心理受到创伤、工作上又有压力，就已经到了崩溃边缘，再被主管骂，很容易想不开。”一个管理严苛、作业时间长、技术含量低、机械性重复高强度的工作流水线上的工人，即便有完善的保护和社保，也很容易被异化为机器的一部分。当人成为机器，而又心怀作为人的发展的苦闷时，内心的冲突又会发展到怎样的极端？

    富士康模式，在代加工盛行的珠三角、长三角一带十分普遍。以富士康所在的深圳市为例，深圳市总人口1000多万，而户籍人口只有200万。就是说，其中绝大多数的人口都是外来的务工者。大量的农民工潮水一样涌入这座城市，所寻不过是生存和就业的权利。这是富士康尽管发生“九连跳”仍旧招工火热的后备军。对于此阶段的中国，更大的悲剧在于，尽管“九连跳”、尽管军事化管理，务工者仍旧前赴后继——在务工者为了生存二字辗转城乡之间的时候，去谈作为产业工人的利益表达权、企业民主权益参与权、带薪休假权、社会的法制保障机制以及本应给与的社会救助机制……这些作为人权的发展权问题，是否显得奢侈？要知道，在某些企业，工人的权益问题甚至还停留在及时支付工资的起点上。

    而如果不去关注及时支付工资背后的工人发展权问题，富士康模式仍旧是一面光鲜的镜子。而富士康模式下的工人，不过是流水线上一个不自由的机器这个实质，是用无论怎样覆盖完善的社保都难以掩饰的。不解决这个问题，即便脱身富士康，一个产业工人也仍将面临不自由的困境。（蔡晓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