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二次量化宽松，美联储可以找到多种理由：经济复苏存隐忧，生产性投资增速回落；通胀持续低水平；失业率面临长期维持高水平风险；即使在最乐观情境下通过泰勒规则测算的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仍在负值区域等等。当然，也不能忽视票选政治以及伯南克的个人认知因素。

　　全球资本市场此前对于二次量化宽松的规模似乎更为敏感，但在美联储揭开谜底之后，关注的焦点势必将转向量化宽松的持续性和常态化问题。按照正常逻辑，压低收益率曲线的长端利率，通胀预期上升，进而刺激居民消费，带动企业增加投资，从而拉动就业人数上升和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形成良性循环。但目前的问题是美国居民去杠杆化行为仍将长期延续，企业对经济前景的预期没有实质性改善，良性循环的纽带被割断。因此，量化宽松对于就业和通胀的拉动恐怕会令美联储失望。

　　在二次量化宽松付诸实施之后，美联储将在观望政策效果的同时，期待美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出现。“去工业化”模式随着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和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而宣告失败，“再工业化”似乎是目前解决美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最优选择。暂且不论新兴产业能否像知识经济那样对生产力的提高产生革命性影响，单就其产业化过程,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因此，从大周期上看，最终结果很可能是美国利用其美元霸权，将量化宽松政策常态化。

　　如果站在全球的视野，常态化的量化宽松将使消费国之间，以及消费国与生产国、资源国之间政策博弈不断激化。发达经济体货币战争将向纵深演绎；而新兴经济体为了抵御货币洪流，必将以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加强资本流入管制来应对。博弈的结果将是“囚徒困境”，世界货币史告诉我们，最后的结局抑或妥协，抑或决裂，构建新秩序。

　　那么，在政策博弈深化的背景下，我国又应当如何部署应对？中国证券报认为，目前的情境与上个世纪80年代“广场协议”之后有相似之处。当初的“广场协议”并非日本一家被迫与美国签订城下之盟，在之后的两年中，不仅仅是日元，马克、法郎、英镑、瑞郎、意大利里拉等主要货币均对美元大幅度升值，但最后陷入衰退且难以自拔的只有日本。究其原因，在于日本通过连续降息来应对升值，最终导致资产价格严重泡沫化，而泡沫破灭之后，接踵而至的就是持续通缩。

　　所以，在全球流动性持续“注水”，人民币长期升值的大环境下，我国的政策应以“内紧”来应对“外松”。

　　一方面，食品价格的上涨将继续为通胀施压，而实体经济虚拟化及资产价格泡沫化风险更值得警惕；另一方面，近期巴西、泰国、韩国、菲律宾等国均已开始或准备对资本流入进行管制，中国资本项目未完全开放的优势相对削弱，对海外热钱的吸引力大增。

　　从这个角度看，我国有必要进入升息周期。其实，对于利差扩大会导致热钱加速流入不必过于担心，毕竟现在热钱追求的主要收益不是套息与套汇，而是资产价格升值。中国证券报认为，升息有利于抑制资产价格泡沫，进而达到降低热钱流入速度的效果。同时，在部分新兴经济体和小型经济体开始管制资本流入的背景下，我国资本项目开放进程也应有所控制。

　　面对美国量化宽松的常态化，令人有些担心的是实行联系汇率制度且资本项目完全开放的经济体，比如香港。一方面，香港的经济周期与内地趋同，而且在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内地向香港输出需求；另一方面，联汇制度下美国又向香港输出货币政策，输出流动性。二者叠加的结果很可能形成资产泡沫和经济过热的局面，对联汇制度形成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