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小伙戴海飞所造的“蛋形”小屋，曾引发社会热议。毕业半年的他，因难以承受租房的费用，曾在这个“蛋壳”里居住过几十天 新华社 图

　　如果说“蜗居”和“蚁族”，是形容2009年城市新移民生存状态最贴切的词，那么“逃离北上广”似乎诠释了2010年他们新的生命之旅。

　　如果单纯从字面上来理解，“北上广”只是三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但在更深的层面来看，“北上广”是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崛起的超大规模城市的缩影，它意味着实现梦想的机会、展示自我的平台，但同样意味着拥挤的资源和艰辛的奋斗之路。

　　2010，“北漂”已经不是一种时髦，“逃离北上广”成了引领风尚的流行话题。

　　别了，唐家岭

　　唐家岭是北京最著名的“蚁族”聚居地。这里真正被关注是因为2010年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造访唐家岭，目睹了一对蚁族兄弟的住宿情况，并且在听了他们自己创作的“蚁族之歌”后感动地流下眼泪。此后，仿佛一夜之间，唐家岭被推到聚光灯下。其实，唐家岭只是北京“蚁族”生活的一个缩影，这样的地方在北京为数不少。

　　12月的北京，天气阴冷。记者来到位于圆明园附近的福缘门村。通往村里深处的是一条很窄的小巷，巷子的两旁有很多低矮的红砖房。这些房子大多都是一层高的，外形没有任何特色。而且，大多数房间都没有窗户。

　　租住这样普通的房间，除了一张旧货市场淘来的二手床外，房东是不愿提供其他额外家具的。房客也乐得省心——毕竟，住这样简易的房间可以最大程度地节约房租。

　　类似这样的场景，并非只在拆迁前的唐家岭才可以看到。北京上地附近青龙桥一带，西苑一带，中央党校东墙的坡上村一带，与国贸的双子大厦仅一墙之隔的后方，都布满了这样的城中村，这样的外来人口聚集地。

　　中国社科院人事教育局局长潘晨光主编的《中国人才蓝皮书(2010)》称，目前北京地区保守估计“蚁族”有10万人以上，上海、武汉、广州、西安、重庆、太原、郑州、南京等大城市也都大规模存在这一群体。据初步分析，全国“蚁族”人数将在百万以上。

　　而随着“蚁族”渐入公众视野，旧村改造的步伐也在加快。今年北京启动了包括唐家岭村、夏家胡同村等50个市级挂账整治督办重点村改造工程，并限期完成整治。今日唐家岭，已不复往昔景象。

　　福缘门村也在被改造的行列。有村民对记者说，今年出租房屋的生意没有往年好，新来的客人很少，旧的主顾也在渐渐搬离。他们有的搬到其他地方，有的可能已经离开了北京。

     从“二次逃离”到“一次逃离”

　　2007年本科毕业于北京一所理工院校会计学专业的刘泽一在求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受挫后，选择到北京一家民营会计事务所做审计工作。

　　他对记者说，最初一年，12个月有9个月在外地出差，平均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吃的比猪还差，干的比牛还累。”他如此形容自己当时的工作状况。这样辛辛苦苦一个月下来，税后收入为5000多元，除去吃、穿、住、行各种开销后，到月底依然所剩无几。

　　最终迫使他离开的直接导火索是他母亲的到来。远离家乡的刘泽一一直对家人说自己在北京过得不错，和朋友合租房子，工作忙碌充实。直到思儿心切的母亲到北京后，发现儿子所谓的“合租房”只是由两居室中的厨房改造而成，里面非常局促，仅容得下一张单人床和简易衣橱等家具。房里最引人注意的是交错分布的各种管道。

　　在祖辈人心中，孩子能有机会跨进大学的门槛就是“有出息”。可眼下，大学毕业后的孩子过的竟是这种生活，巨大的心理落差让母亲当时就受不了了，流着眼泪说，“儿子回家吧！”刘泽一略带羞赧地对记者说，这最终推动他毅然决然地踏上离京返乡的路。

　　其实，有着类似想法的可能不在少数。某招聘网站对7000多名白领的调查显示，八成白领有逃离“北上广”等大城市的念头。

　　当记者问及，有没有注意到“逃离北上广”这一现象时，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一位研究员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有！”他笑称：“压力太大了，要是有合适的机会，我也会离开的。”

　　在这些超大城市“漂”过一段时间，而后在各种压力下逃离的人们被称为“二次逃离”。除此之外，记者注意到，“一次逃离”（即毕业后马上离开）的现象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

　　那些曾经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在未毕业时就从不同渠道预感到面临的压力，因而在毕业的一刻，选择离开。“宁要北京一张床，不要外地一套房”的豪言壮语正在消退。

　　在北京某高校日前举办的招聘会上，记者发现不少外省企业已经将触角深入。和此前几年不同的是，他们吸引了相当多即将走出校园的年轻人驻足。招聘方整齐划一的住宅楼、颇有吸引力的福利规划，不时引来一片赞叹。在山西某大型国企招聘展台前，几位学生详细询问相关职位的具体要求、发展空间。两个男生在相互打趣：“要不我们一起去好了，至少不愁买房了。”

　　这种现象在两年前还并不多见。当时“北上广”的毕业生初次就业选择离开的比例远低于当下。从被动离开到主动撤离，在生活压力面前，年轻人的心态发生了微妙变化。

　　在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看来，在各种生活压力面前，即将离开校园的大学生开始降低目标和预期，很多人开始放弃“一定要先留下来”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