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渤海湾蓬莱19-3项目溢油事故(以下简称“溢油事故”)，来自国家海洋局官方律师团的多位人士向《经济参考报》记者独家透露，本案主体资格仅限于康菲公司在华子公司康菲中国，其权益共享方中海油、负责理赔的相关保险公司则不在被告行列。

　　上述人士解释称，根据中国现有的法律框架，事故责任方只能界定为作业者即康菲中国，也尚未建立针对保险公司的诉讼机制；此外，本案目前并不掌握中海油明知康菲中国违规操作而不阻止的证据。“未来一旦发现新的证据，诉讼过程中再追加被告也不迟。”上述人士之一表示。

　　在生态损害索赔方面，上述官方律师团人士证实，国家海洋局发起的生态索赔数额不可能如外界想像的是“天文数字”。这是因为针对“海洋生态服务功能等损失是否有足够法理依据纳入索赔范围”等问题，相关方面一度存在争议，而上述方面的预期赔偿额占到整体赔偿额的大头。而即便本月国家海洋局公布索赔额，最终能否如诉讼请求所愿获赔，还有待至少一年之后司法机关的最终判决，这将是一场艰苦的拉锯战。

　　多位海洋法学家和监测专家强调，溢油事故爆发至今已有4个多月，清污、堵漏工作尚未全部完成，凸显中国的海洋生态修复工作极其繁重，但用于生态修复的资金却严重缺血。

　　一位了解康菲中国保险条款的人士向《经济参考报》指出，国外海洋污染责任险可在生态赔偿暂时缺席时以备急用，用于填补清污、堵漏费用，国内海上油气勘探强制保险制度在投保额的规定上存在空白，而康菲中国出于“基本不出事，出事能摆平”的侥幸心理，在华投保额度远低于海外业务，以至于在华业务的理赔额仅“在1亿人民币至1亿美元之间”，远远不能覆盖全部清污、堵漏投入。

　　国土资源部徐绍史10日指出，“十一五”期间，全国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溢油污染事故共41起，其中渤海19起，南海22起。徐绍史称，虽然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溢油污染所占比例并不大，但由于海上情况复杂，一旦发生溢油污染，消除其危害及影响的成本巨大，风险极高。

　　在资金缺血的情况下，国家海洋局北海环境监测中心原主任高振会举例称，因海上溢油事故频频发生，负责应急处置的基层单位每年垫付的大量应急监视监测、清污费用，以至于“谁清污谁吃亏”；资金周转困难也使应急工作陷入被动，从而导致溢油污染扩大。

　　多位国家海洋局专家表示，应建立国内的海上溢油应急体系专项基金(以下简称“溢油基金”)。高振会坦承，这项工作“进展缓慢”。究其原因，“存在国情特殊性、各方面的利益关系需要协调等众多问题。”

　　一位海上海事律师则直言：“《海洋环境保护法》施行超过10年了，其中列明的建立油污损害赔偿基金的条款，至今连启动都没有！”该人士称，这缘于有关方面低估了溢油、漏油事故污染海洋的严重程度，甚至缘于多个国有大型油企等货主对有关方面的游说，因为基金一旦确立，油企将面临大量摊款。

　　9月26日，经过近十年酝酿，上海海事局副局长晨晓光透露，上海海事局目前正在牵头建立中国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基金。但记者发现，该基金仅覆盖船舶漏油事故。有专家向《经济参考报》记者指出，在难以设立新的溢油基金的情况下，也可将该基金覆盖渤海湾蓬莱19-3项目一类的钻井平台溢油事故。

　　国家海洋局相关人士感叹：“无论是海洋系统，还是农业部渔业局和交通部海事局，但凡搞技术和搞环保的同志，都支持中国建立自己的溢油基金。这主要因为这些部门往往在溢油事故中代表受害方。而在溢油事故中代表责任方的产业部门则态度较为消极。”（记者 梁嘉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