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注定是和物价走势“搭牢”的。这不仅是年初政府的既定方略，且形成了某种惯性。谁都清楚，目前最要紧的是管住物价。通货膨胀具有“劫贫济富”的收入分配效应，对中低收入群体的伤害最大，会加剧财富分配不公，与“和谐社会”目标背道而驰，故此说防通胀犹如防洪水猛兽，一点也不过分。何以治通胀？从年初迄今，各方显然接受了智囊们从西方贩来的一个“处方”：管住货币就能管住物价。说简单诱人点，就是只要把银行贷款给管住了，物价就会如期降下来。由此不难预料，只要物价下不来，货币政策就会继续抽紧。

　　财政政策是和增长挂钩的。金融危机以来的简短经济政策史已经明白无误地显露出，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靠财政政策刺激，形成了刺激政策依赖症。依赖症由两方面的因素培育与强化：一方面是财政近乎无节制地支出。先是“四万亿”引出的各级政府竞相加码支出潮，接着是“十二五”开局竞上项目潮，与这些增长同步的则是“三公”消费。这些都在刺激着财政花钱的胃口。

　　另一方面，高于G DP两三倍增速的财政收入持续增长，意味着政府财源很广，有钱可花。因而实施宽松财政政策有着坚实的“物质基础”。财政收支双双“软约束”的体制，外加财政收入多多益善的主流意识，花钱的摊子一旦铺开，要想紧缩也很难。即便如此，目前诸多迹象显示，经济增速或已跌破“潜在增长率”，“保增长”目标不可懈怠。由此不难预料，与货币政策的紧恰成对照，财政政策的松将会继续加码。至少将“明紧暗松”。

　　早先我曾说过，这一轮通货膨胀是内生的，原本是由刺激性财政政策引出的，带有凯恩斯主义政策的主要特征。西方国家上世纪70年代和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反通胀史都表明，对付此种通胀的最有效方法是财政政策而非货币政策。目前紧货币、松财政的宏观政策搭配，与经济现实所患病症实属“倒挂”。“倒挂”的宏观政策不仅无助于抑制通胀，而且还在导致经济增速大幅度回落，引出滞涨。

　　这里的逻辑不难理清：紧货币正在减少乃至“封住”市场依赖型的生产性部门的可用资本，松财政政策则将其导向政府或政府依赖型的非生产性部门。一边是市场依赖型生产性部门受困“融资难”，眼看着市场机会在失去；另一边则是政府依赖型非生产部门的盲目扩张。前一种发展意味着效率损失，后一种发展意味着资源浪费。两方面的合力则是制度的非市场化回归。这就是政策倒挂的长期负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