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说，金融危机发生后，为了拉动内需，很多地方通过扩大投资来拉动消费。但是高投资热一方面会造成某些产业出现产能过剩，还会引发一般性生产资料价格的回升。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得不采取紧缩政策。紧缩政策实施后，各地普遍感到经济增长放缓了，财政收入减少，失业问题严重了。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又会纷纷叫苦，中央又转向宽松政策。如此，投资就从扩张到紧缩，再到扩张再到紧缩，周而复始，陷入“扩张－紧缩－扩张－紧缩”这样的投资冲动怪圈。

　　“投资冲动的怪圈的形成，主要因为投资决策主导权在政府，而不在市场。”厉以宁说，就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来看，还应该继续保持原来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宏观调控政策不能变，要吸取上世界９０年代中期曾经出现的投资“急转弯”、“急刹车”问题。

　　厉以宁认为，上世纪９０年代我国出现的投资“急转弯”、“急刹车”问题，引发多重后遗症，有三个教训值得汲取：第一，烂尾楼现象，当时的海南、广东等地烂尾楼给市场资源造成巨大的损失；第二，三角债问题，“急转弯”、“急刹车”造成造成企业间的三角债增加了，企业运行困难了，当时的政府不得不用银行信贷资金注入去解套三角债。第三，银行不良债务和不良资产增加，呆账坏账增多，金融风险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