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人们更习惯称富士康为鸿海。
很多人说,那个名字才能代表郭台铭——“鸿”在天,“海”在地,他曾立志要开一家做天地间生意的公司。
郭台铭没说大话,世界500强的名号足配得上顶天立地四字,但是我很想知道,在他设定公司愿景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天与地中间的那个字——人。
今年以来,深圳厂区已先后有6名员工跳楼求死,年纪最长者不过23岁。
1974年“鸿海”诞生的时候,郭台铭恰好23岁。
同样年轻,却命运迥异,怎能不让人唏嘘。
更让人唏嘘的是警方的调查结果:富士康的6起员工跳楼事件除一起原因待查外,另外5起均为个人或家庭原因所致,死亡的员工属于“非工伤性死亡”。
通俗一点解释,就是员工跳楼与富士康无关,只不过跳的时候凑巧选了富士康的楼。
我对调查结果并无异议,也充分赞赏富士康方面悬赏50万元追寻“能证明死亡员工非猝死线索”的公开态度,可惜,无人领赏。死者之一马向前的父亲依旧每天盯着“没有犯罪事实,不予立案”的决定书徒叹奈何。
我对资方态度并无异议,也充分理解富士康媒体办主任刘坤“深圳厂区40万人,管理难度很大”的肺腑之言。
相对于死因之疑,我更关注生者的现状。
要知道,“想死”与“去死”,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常言说得好,“连死都不怕,还怕活着”,所以,能“想死”者很多,敢“去死”者很少。逆向推导,在如此密集的时间段内,竟跳楼者频出,那么,那个想跳而不跳的隐性群体的日益膨胀,恐怕才是富士康务须诚惶诚恐的员工生态问题之症结所在。
仔细阅读关于“跳楼门”的调查性报道,不难发现富士康大量员工心理状态堪忧——
“富士康的员工其实在内心都有一种不平衡,那就是我们生产的是全世界最好的产品,但是却拿着差不多最低的待遇。”(《21世纪经济报道》4月12日)
“在富士康的基本工资是每个月900元,还要扣除72元的社保,如果不加班,每个月的工资都不够花。”(《南方日报》4月14日)
“在富士康一不留神就可能断手,2009年就发生了多次工伤事故”。(《21世纪经济报道》4月12日)
仔细思量,若捂住富士康三字不看,三份感叹,放在类似的代工企业,抑或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几乎皆可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