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上指出，2015年劳动人口将开始下降，老龄人口加速上升，一直要到2039年才会开始下降。也就是说我国的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到2039年，我国将出现不足两个纳税人供养一个养老金领取者的局面，这被称为“老龄社会危机时点”。

　　现象

　　65岁及以上人口占7.7%

　　昨天，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保障系主任褚福灵表示，2005年，中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0045万人，占当年人口的7.7%。

　　根据联合国人口老龄化的标准，一个国家60 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比例超过10%，或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高于7%，这个国家就进入老年型社会或老年型国家。

　　根据此标准，说明中国已经处在老龄化阶段。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在发言中指出，我国2015年劳动人口将开始下降，老龄人口加速上升。

　　然而我国正在构建覆盖人人的基本养老金政策体系，但仍有很多人没有养老金，养老保障公共品尚缺位。亟待一个公平的、长期的、全民的、统一的、精算的、可持续的基本养老金方案。

     预测

　　30年后出现“老龄社会危机时点”

　　老年人口抚养比逐年上升，从2039年左右开始逐年下降；从2050年左右开始再逐年上升，到2059年左右达到45.2%的最高值，然后又逐年下降，到2072年左右又逐年上升。

　　该比值从2030年左右开始，将一直不低于1/4；从2053年左右开始，将基本不低于1/3。

　　在2035年将出现8.1亿劳动人口(15~64岁)对2.94亿老龄人口(65岁以上)的局面，减去在校生、失业人口和未达纳税起征额的低收入人口，将出现不足两个纳税人供养一个养老金领取者的局面，这被称为“老龄社会危机时点”。

　　应对

　　社会统筹与个人积累并进

　　杨燕绥指出，养老需要多少资产，如何筹集，需要从长计议进行战略规划。

　　第一，需要社会统筹“广覆盖、保基本”，克服老年贫困现象；第二，建立个人账户，它是个人责任、市场机制和政府责任的集合体，有助于改善老年生活。

　　只有这二者科学组合，才能构建合理的、可持续的养老金体系。过度强调社会统筹并以欠合理的手段筹集资金，必然导致过重的财政负担，危及政策的合法性，政策执行的社会成本趋高且不可持续。

      社会统筹养老金是第一支柱，包括社会养老保险和政府养老补贴等，均可以通过提高退休年龄、缴费年限、居住年限、经济状况调查等条件限制待遇水平。

　　而个人积累制度化和市场化分别为第二和第三支柱，包括各类职业养老金和个人养老储蓄。

　　鼓励弹性退休，变“危”为“机”

　　对于如何应对老年化危机，并且变老龄“危”为“机”，杨燕绥表示，可通过增加就业和资本积累的方式来提高老龄人口的人均产出。

　　那就是缓慢地延迟退休年龄，鼓励企业和职工协议弹性退休，开发老龄人口的就业项目，增加老龄人口的收入。

　　另外，还可以适度降低劳动人口消费比例，增加养老储蓄并做到保值增值。据《法制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