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２５日晚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思·辩圆桌”会上说，中国国内产业升级空间很大，基础设施特别是环境建设方面欠账多，教育、卫生、医疗领域投资潜力巨大，而且中国政府财政状况较好，外汇储备充足，这些都让他对中国经济相当有信心。

    “当然，中国经济也必须要居安思危，”林毅夫说。他举例说，一些国家如日本、爱尔兰，在保持二、三十年的强劲经济增长之后却陷入停滞，其背后的共同原因是房地产泡沫破灭，因监管不力，再演变为严重的金融问题。

    林毅夫同时指出，中国仍是转型国家，还有不少体制性问题仍未改革到位。他特别提及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问题，认为其与中国经济存在的投资过高、消费偏低、顺差过大等问题均相关。他说，中国经济增长很快，收入分配状况却在恶化，这是体制性问题所致，如金融体系偏好大企业，垄断产业靠占有资源获得巨额利润等。

    不过，林毅夫对中国经济前景仍持一贯的乐观态度。他说，中国如能居安思危，解决好体制性问题，不管外界风雨如何，今后一二十年仍可保持８％左右经济增长，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尤其当前全球经济复苏根基并不牢，确需中国这样的强劲增长来拉动走出谷底。

    林毅夫指出，２００９年下半年迄今，全球经济处于复苏状态，但这是“谷底回升”，是“统计上的回升”。发达国家目前普遍存在高失业率和产能利用率低的问题，经济增长乏力，复苏根基并不稳固。

    他认为，发达国家解决实体经济的上述问题，货币政策作用有限且会连累他国，财政刺激政策更为可取，但也可能导致公共财政赤字增加和政府债务危机，这就需要借鉴中国经验，他称之为“超越凯恩斯主义”。

    林毅夫解释，面对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经济下滑风险，中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投向高速公路、港口、电站等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刺激了经济增长成功“保八”，而且解决了经济增长的一系列瓶颈问题；２００３年以后，中国出现了１０％以上的高增长，而通胀率却低于７％。经济增长带来政府收入的增加，公共财政赤字逐渐下降，步入良性循环。

    他说，目前全球７０％以上的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低，且主要存在于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因此应进行有助于提高生产率和消除消费瓶颈的基建投资，这样可以增加就业，改善消费预期，提振房地产需求，降低金融部门的呆坏账，逐渐减少财政赤字。

    林毅夫指出，发达国家在公路、高铁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有相当大潜力，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到处是“瓶颈”。如果发展中国家多搞基建，对资本品的需求就会增多，这将缓解发达国家产能过剩和失业问题。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基础设施建设直接带来就业，并消除增长的瓶颈制约，未来会有更好的经济表现。

    林毅夫表示高兴地看到２０国集团首尔峰会达成共识的第一条就是基础设施建设，此后新加坡举行东亚基础设施投资高层会议，承诺用主权基金５０００亿美元，支持东亚地区基础设施发展。

    “如果世界上多几个类似的基金，全球经济复苏根基才会牢固，”他说。

    林毅夫再次呼吁美国等发达国家建立一项新的“马歇尔计划”，以类似于美国在二战后为欧洲提供巨额援助的方式协助重建全球经济，并帮助自己渡过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