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多改革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因其长期性、尖锐性和艰巨性，被认为是最具挑战性的改革。

    经济增长好处的分配，一般分为政府、企业、个人三大块。很长时间以来，我国国民收入“蛋糕”的分配，存在着向政府和企业倾斜、重资本回报轻劳动报酬的现象。

    “初次分配中的倾斜和扭曲，加大了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期待今年初次分配体现公平能提上日程。”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建忠说，经济增长的好处过多地分配给了政府和企业，尤其是垄断企业，使工人工资水平受到长期压抑。“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占比’，是防止‘资本所得挤占劳动所得’的良方。”

    “这个平均数，很难真实反映职工实际的收入水平与企业管理者之间的差距。”李立新委员表示，要扭转分配格局，让一线职工享有话语权。“职工收入增长不能只是个‘传说’”。

    可喜的是，在初步摆脱国际金融危机不利影响之后，各地“停摆”一年多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工作重新启动。从今年2月1日起，用工大省江苏开始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涨幅达到近13%，其中一类地区月工资从850元涨至960元，北京、重庆、东莞等地也纷纷表态将上调职工最低工资标准。

    应缩小不同行业的“收入鸿沟”。杨建忠代表说，现在有些垄断行业企业的补贴发得比工资和奖金还多，是明显的收入不公，应当通过税收等有效调节机制来加以缩小。同时应打破垄断的“玻璃门”，让民间投资有机会进入。

    弥补城乡收入差距，让农村和城市一样享受“发展福利”，也应成为未来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攻坚点”之一。“去年以来，不少农产品价格上涨，除受天气影响外，仍只是一种恢复性上涨，并不是农民增收的持续源泉。”祝义才代表说，“粮食猪肉‘跑不赢’农资涨价，农民增收‘短板’仍需加长。要多渠道开辟增收路径，较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比重。”

    杨建忠代表、李立新委员等表示，破解分配领域收入差距过大，应当坚持“提低”与“控高”并举：一方面，要做大劳动报酬的“蛋糕”，通过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建立工资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等措施来“提低”；另一方面，对某些企业高管、垄断行业职员的过高收入，要加强监管和调控，控制不合理增长，通过加强征收个人所得税进行调节。 （陈芳 王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