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蓄国责任论”本末倒置（回应“中国经济责任论”）

 ——访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

    中国的高储蓄率具有典型的转轨经济特征

    记者：在最近西方一些国家政要和学者抛出的“中国经济责任论”中，“储蓄国责任论”是重要一环。剖析这一论调，恐怕要从中国等国家的高储蓄率讲起。请问是什么原因形成了中国的高储蓄率？

    张健华：从近年来国民储蓄率的波动趋势看，储蓄率较高的国家主要分布在产油国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产油国的高储蓄率主要是由其特殊的自然禀赋决定的，而中国等东亚国家的高储蓄则是由多重原因形成。比如东亚国家受儒家思想影响，有崇尚节俭、反对奢华的传统，而且东亚国家家庭结构紧密，承担着养老抚幼等大量社会责任。

    需要强调的是，1997年以后东亚国家储蓄率和外汇储备的上升还与对掠夺性投机的被动防范有关。十余年来，东亚国家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增加国际储备和国内储蓄，意在提高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

    除上述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相似的因素外，中国的高储蓄率还具有典型的转轨经济特征。一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金融市场不完善显著提高了居民储蓄倾向；二是企业盈利能力的周期性增长和企业利润分配机制不健全导致大部分企业利润转化为企业储蓄，这是2002年以来企业储蓄率大幅上升，进而推动国民储蓄率大幅上升的重要原因；三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大幅提高了国民收入，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国民储蓄率。这些特征具有明显的阶段性，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都会逐步发生调整。

    中国现阶段的高储蓄有其合理性，符合经济发展规律

    记者：根据罗斯托的经济发展理论，在经济起飞前与起飞中，要素供应特别是低廉的资金和具有一定技能的劳动力是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循环的关键。而本国储蓄是资本形成的两大来源之一。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目前的高储蓄是否具有合理性？

    张健华：就现阶段而言，中国的高储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过程中都经历过高储蓄阶段。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也是日本工业化阶段，此间日本储蓄率基本保持在30%以上的高位，直到工业化完成后储蓄率才逐渐下降。韩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同样经历了高储蓄阶段，其间储蓄率一度接近40%的高位，而此时也正是韩国完成工业化、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历史时期。

    中国的高储蓄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中国经济的出色表现，满足了工业化、城市化阶段所需的大量投资需求，为资本存量的快速积累提供了资金，同时避免了过于依赖海外融资渠道产生的波动性。当然，储蓄率也不是越高越好。过高的储蓄会导致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我们不刻意追求高储蓄率，但是要利用当前储蓄较充足的有利条件，加快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步伐，否则就会错过重要的历史机遇。随着中国人口结构日渐老龄化，中国储蓄率可能会随之下降。有国内学者预测，2015—2025年，中国国民储蓄率将下降12个百分点左右。可见，能留给我们的宽松期并不是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