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谁投资、谁受益”的市场基本原则，以央企为代表的国有企业须向全体国民上缴红利，这已成为各界共识。但现在的问题是，央企上缴红利的具体比例如何设计，似乎已由行政意志与央企之间的博弈来抉择，这样的决策机制具有偶发性与不可持续性。鉴于中央企业强大的市场影响力与决策参与力，笔者认为，主管部门只有尽早建立一套央企红利上缴的制度规范，才能真正规避利益主体主观意识对公平分配的干扰。

    数据显示，2007年至2009年，财政共收取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1572.2亿元，按全国人均仅分摊到20-30元；而央企仅2009年上半年就实现利润3983亿，相当于三年上缴红利的两倍多。

    可见，央企红利上缴比例明显偏低，由此导致的结果包括：其一，央企资金配置效率低下。从中央内部滞留大量资金，对外部融资需求减少，受到银行与资本所有者的监督弱化，过度投资、低效投资就成为必然现象。例如，近年来，实力雄厚的央企纷纷到房地产业掘金，被业界指为推高地价与房价的“罪魁祸首”。其二，改制成本转移给财政承担。此前，财政资金承担了国企改制的大部分成本，解决了诸如国企剥离学校、医院等机构；接受了破产企业下岗职工等等，这些开支却未能得到央企后续盈利的及时补偿，长期由民众税收垫付。其三，收入分配均衡性受挫。央企运营资源是全民赋予，由此获得的盈利大部分被企业化、部门化之后，直接拉大了央企职工与普通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加剧了社会资源配置的不公。

    所以，在恢复央企上缴红利之后，上缴比例问题就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也提出，企业纳入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适当提高央企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

    应当看到，央企上缴红利的根本目的是让全体国民得到实惠，真正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所以，上缴比例须在国企投资于公众利益之间寻求一个合理平衡。

    根据我国现行央企分红办法，按照资源型、一般竞争型以及军工企业三种类型进行“一刀切”式的利润征缴。如此做法虽然有利于提高征收工作的效率，但却弹性不足，未细化考虑行业所处阶段、产业政策、企业盈亏程度等个性化问题。

    从国际经验看，各个国家的分红政策差距较大：新西兰是根据国企的资本结构、投资计划和盈利前景来确定具体企业的红利上缴规模；新加波则将国企分红水平统一划定在盈利1/3—2/3的范围之内等等。从中不难发现，央企红利上缴方式须在特定国情与民情下科学规划。

    我国亟待将央企分红纳入到人大监督下的财政预算体系，兼顾好央企利润征收的效率与公平。一方面，应加强央企信息披露制度，尤其要透明垄断央企的成本与收益，形成全社会共同监督央企行为的氛围。另一方面，国资委当严格编制好国有资本的经营预算，以规范央企运作、减少过度投资。在此基础上，主管部门综合央企现实盈利状况、民意反馈等信息，细化央企红利征收比例的指定，并提交人大审核。应当提及的是，广大民众本是国企的真正所有者，只有尊重民意，才能切实维护股东获取收益的权利。（上海 学者 马红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