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家、经济学家和一些企业家认为，计划经济时代不会有“吴英案”，完善的市场经济时代也不会有“吴英案”，“吴英案”是当前改革过渡期的产物，需要在改革中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加以解决。

　　１月１８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以集资诈骗罪裁定１９８１年出生的“亿万富姐”吴英死刑之后，一些知名学者和律师为吴英求情，认为吴英的犯罪行为背后有着深刻的制度原因，而且很多网友认为吴英罪不至死。

　　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的法学专家表示，从公开的材料看，集资诈骗罪名成立，量刑也并无不当。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吴英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虚假宣传等方法，营造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假象，非法集资７．７亿元，至案发尚有３．８亿元无法归还。据了解，其注册成立的众多公司，大都未实际经营或亏损经营。

　　吴英并非因集资诈骗而获死刑的第一人。２００８年，浙江已有５人因此罪名被判处死刑，但大都没有引起太多社会关注。

　　浙江省法学会副会长牛太升、浙江省金融法学会会长李有星等法律学者认为，这起案件之所以突然引起如此关注，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随着中国死刑改革的推进，非暴力犯罪废除死刑日益成为共识。

　　继死刑复核权上收到最高法，从程序上限制死刑后，２０１１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金融凭证诈骗罪等１３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但保留了集资诈骗的死刑罪名。

      　不过，民间的热议并不仅仅止于死刑改革。

　　“人们对一个集资罪犯的同情，很大一部分是出自对现有金融制度的不满。”浙江省政协委员、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钱水土说。

　　１９８１年出生在浙江东阳农村的吴英，２００３年用２万元开办美容院起家，２００６年注资人民币５０００万元成立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包括洗衣业、连锁酒店等七家企业。当年，吴英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女富豪，但几个月后，她就被公安机关逮捕。

　　李有星认为，吴英是典型的底层小人物创业失败、陷入高利贷深渊、最终走上集资诈骗这条不归路的商人。

　　民间借贷在中国特别是经济发达的长三角一带异常活跃。由于缺少统一的监管机构，对民间金融无法进行科学统计。

　　尽管中国的法律只保护不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民间借贷，但是由于正规金融机构对借贷风险控制得极为严格，许多企业仍然冒着风险高息从民间借款。

　　“在现有的资金供给制度下，民间融资必然存在。因为银行的资金供给里面，它的对象就锁定了，会有一大批人拿不到银行资金。但拿不到资金不等于不发展、不做生意、不投资。”浙江省金融法学会副会长、浙江省律师协会刑事辩护委员会主任姜丛华说。

　　民营经济大省浙江２０１１年底对２８３５家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在“贵企业从银行贷款曾经遭遇”选项中，１５％被拒绝贷款或者贷款额度被压缩，１３％被要求拉存款，民企从银行获得贷款的难度比较大。

　　融资难、融资贵，促使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在急需用钱的时候求助于民间借贷。那么，民间对非正规金融机构的依赖度有多大？对２８３５家民营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９％的企业表示“经常从民间高息借款应对资金周转”，４７％的企业称“偶尔为之”。半数以上的企业涉足过高利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