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发现，一台在美国零售价为２９９美元的ｉＰｏｄ，分销和零售成本为７５美元，苹果公司的收入为８０美元，所有成本为１４４美元。在这１４４美元的成本中，仅硬盘和显示屏两项，日本企业的附加值就达到９３．３９美元，其中东芝占主要部分。其他成本还包括美国、日本和韩国一些企业生产的零部件和技术专利费等。但真正组装这台ｉＰｏｄ的中国，所赚取的不过是“几个美元”的加工费。

    这并非“耸人听闻”之举，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在２０１０年６月下旬接受法国《世界报》专访时也表达了类似观点。拉米说：“以ｉＰｏｄ为例，它是在中国制造的，但它的成本是由５％的中国薪水、１５％的美国专利费和４０％的日本附加值构成的。”

     之所以重提所谓“ｉＰｏｄ警示”，是因为近期国内外媒体广泛报道中国经济可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时此刻，全体中国人在自豪和喜悦之余，更应该保持一种深深的忧患意识。不管是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还是贸易统计数据，都有可能产生严重的“误导”效应。如果我们把ＧＤＰ和贸易数据也来一个“暴力拆解”，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还处在世界产业价值链的最底端。我们收获了令全世界艳羡的ＧＤＰ和出口数据，但像苹果、东芝这样的世界性大企业，却收获了更为丰厚的利润。

    我们无意激发大众对于苹果和东芝的“愤怒”情绪，一个理性的读者反而应该跟我们一起探讨：为什么在ｉＰｏｄ创造的利润大蛋糕中，苹果和东芝分得了大头，而我们只不过获得了一些蛋糕碎片？这里没有“帝国主义”的阴谋，也没有“坚船利炮”的胁迫，有的只有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所处国际分工地位的差异，造成的所处世界产业价值链地位的不同。换句话说，苹果和东芝“吃肉”，是因为它们拥有核心的技术、设计和品牌；而我们只能“喝汤”，则是因为我们在整个价值链创造过程中只是提供了廉价、几乎没有什么不可替代性的劳动力。

     当然，“有汤喝”，其实也是一种进步。因为在改革开放以前，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之前，我们置身于国际产业分工之外，有时候我们连汤也喝不到。而且即便是现在，还有许多发展中国家，因苦于没有中国的成本优势、规模优势、效率优势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优势，想喝一口汤而不得。

    但一个１３亿人口的大国，一个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有汤喝”显然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这就是为什么，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任务如此紧迫，如此没有退路。中国必须有自己的创新能力，必须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也必须有自己的世界一流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