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的体温计

    瓦里关全球大气本底站，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境内的瓦里山顶。从山顶开阔处走上９９级台阶，就进入了站内的生活实验楼。此刻，在各种仪器运作的翁鸣声中，特种观测员黄建青正在填写最新的采集数据，自１９９４年建站以来，他就一直与空气打交道。

    大气本底监测不同于普通的气象观测，黄建青身边的仪器要对从不同高度采集到的空气样品做出详尽的检测和分析。　

    经过近２０年的日积月累，这里形成了著名的瓦里关全球二氧化碳变化曲线图，为全球大气数据共享提供科学依据。

    黄建青，便亲眼见证了这曲线一点点延伸。在他看来，这条曲线更像是为地球画的一条体温变化图。

    他说：“１９９０年时，全球大气二氧化碳的浓度是３５５ｐｐｍ，到２００８年时已经上升到３８６ｐｐｍ，上升趋势非常明显，这与世界其他站点检测的趋势是完全吻合的。”　（ｐｐｍ：一百万个空气分子有一个二氧化碳）

    图纸上，两条向右上升的二氧化碳浓度序列曲线中，红色代表１９９０年起青海瓦里关基地在内陆的监测序列，蓝色则代表美国蒙多罗拉站从１９５７年起在海洋的监测序列，两条曲线几近重叠。

    黄建青说，这根曲线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很抽象的，人们最直接感受或许就是冬天里不再需要大棉裤了，但是，这条曲线对于地球来说，就意味着“疾病”。

    从监测记录来看，全球和中国气候正经历着一次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然而，温室气体的大气寿命较长，能够全球传输，即使人类现在就开始全面停止排放，其大气浓度的回落也需要漫长的历程。极端天气频发及一系列社会、生态问题将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困扰着人类。

    “我们所记录的数据不仅仅是全球变暖的佐证，也是画给世界一个鲜红的惊叹号。”他说。

特殊的男子组

    刘鹏，另一位特种观测员，与黄建青一起在山上值班。黝黑的皮肤、坚毅的面庞是青藏高原的特殊环境赐给他们的共同礼物，而细致的心思则是瓦里关奉上的另一份礼物。

    “这些数字都精确到了小数点以后的四位数，每天填写可马虎不得，否则，就真‘失之千里’了。”刘鹏说。

    除去他俩，在瓦里关本底站换班的还有６个人，清一色男士，每次安排两个人值班，连续十天。他们得自己做饭。吃的东西要在上山时一次性带上，生活用水有专人从山下定期运送。

    长期独立的生活造就了他们不错的厨艺。问及山上最有趣的事情，他俩相视而笑，说：“雨天过后，山谷里就有成片的黄蘑菇，采来做汤很鲜美呢。”

    他们的厨房也有点与众不同，从那里排放的每一缕烟尘都要通过一根细长的管道排放到山下，以保证监测站的空气尽量不受污染。

    上网、看电视几乎是他们全部的业余生活内容，天气好时，可以走上三楼的观测平台远眺。极目四望，周围草场开阔，几乎没有人烟，西北方依稀可以看到青海湖的一角，除了高原春季不时呼啸而过的风声，这里万籁俱寂。

    除了瓦里关，他们中的有些人有时候还会抽调到南极的长城站值班，差不多一年半时间才回来，这如同小说般精彩的漂流经历也常成为他们简单生活里的谈资。

共同的期盼

    作为世界气象组织全球大气观测系统的２４个大气本底基准观测站之一，瓦里关全球本底站的仪器都是当今最先进的，自动化程度很高，也非常灵敏。

    刘鹏看着检测仪器对我们说：“这间实验室多进来几个人，屏幕上都清楚能看到二氧化碳浓度值的变化”。

    因为远离污染源，排除了人为污染，瓦里关监测到的全球大气成分变化和趋势的数据，能为各国提供监测大气成分变化的标准，也为我国的大气成分预测、预报，以及国家气候与环境外交谈判、区域大气污染控制等提供基础资料和科学依据。

    正如1992年，时任总理李鹏对瓦里关本底站所做的注解一样，“瓦里关的建成将是中国对世界环境保护做出的重要贡献”。

    不久前举世瞩目的哥本哈根大会也与这里密切相关。“虽然地处比较偏远，但这里的数据却代表了欧亚大陆腹地，所以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这些数据频繁出现在世界气象组织的许多专家形成的报告里。”刘鹏说。

    随后，他指着一张Tｓｐ膜说：“这是４７个半小时内我们采集到的空气中的总悬浮颗粒物，它就是最近频发的沙尘暴天气的最好印证”。

    细密的尘土布满了这张Ａ４大小的采样膜，他接着说：“这些颗粒中直径小于２．５微米的是很容易吸入人体肺部的。其实，类似于这种现象的温室反馈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

    如今，瓦里关观测数据的可靠性和国际可比性已经得到世界的公认，来自全球各地的数百名科学家和政府官员曾造访过这幢小楼。而刘鹏和他的同事们最大的期望则是有一天地球的“体温”曲线能够不再上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