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易善玲案并非孤案。新近报道的先后收受70多个开发商上千万“礼金”的贵州巨贪樊中黔案，也是一例。樊中黔身居要职10余年，形成了以他为中心、按亲疏和利益关系不同而分成的三个圈子：由10名左右开发商组成的核心圈子；由50多名长期以礼金形式送给樊中黔钱物的开发商组成相互利用圈子；对具体请托事项给樊中黔“酬以重金”的“一事一报”圈子。三个圈子中，除了第三个圈子属于“现杀现宰”外，前两个圈子其实都是“养肥再‘割肉’”的。

　　“豢养”肥猪是需要“饲料”的。从易善玲案看，这个“饲料”就是权力，是缺乏制约的权力。可见，行政权力没有得到有效规范，是官商关系畸变的根源。

　　易善玲栽了，可还有多少贪官仍在滥用权力“豢养”“私猪”？我们该如何斩断官商勾结的利益链？建立健康的官商关系显得极其重要。

　　建立健康的官商关系，首先是规范行政权力的行使。尽量减少公务人员自行处理人、财、物等方面的权力，特别是财政权制约要严格。诟病已久的“行政一支笔”现象应该下决心制止了。其次是扩大公众参与的程度。浙江温岭的一些乡镇，在城市建设等公共事务的决策中建立政府协调、专家与公众参与的机制，提高了决策透明度，防止了公共工程中官商勾结的腐败现象，此做法可供借鉴。三是提高监督机构的执行力。新加坡的廉政建设既不靠“政党轮替”式的民主，也不靠“狗仔队”式的新闻监督，而是靠拥有独立、完整调查权的国家强力部门来担任反贪、防贪重任。我们的监督如何落到实处、打到痛处，最大限度的遏腐保廉，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