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湖北鄂州公安机关经报请该市人大研究同意后，对一名醉酒驾车肇事的人大代表依法刑事拘留。

    5月25日，在舆论围观下，四川丹棱县交警大队收回对该县某副局长“因公醉驾”的行政处罚，改以提起公诉。

    “醉驾入刑”实施一个月来，关于法律条文的执行一直是舆论关注的焦点，而围绕“特权醉驾”、“因公醉驾”热议不断，则反映出人们对“同案能否同罪”的“公正焦虑”。上述两起事件之所以令人关注，其原因正在于此。

    由此也可以理解，当初“醉驾不一定一律构成刑事犯罪”的表态为何会引来众议纷纷。这种说法刚刚提出，就立刻有专家对自由裁量权是否会导致混乱表示担忧。公安部随后表态，在刑法修正案(八)和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后，公安部门对经核实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一律刑事立案。

    透明细化是法律客观公正的重要保证。醉驾看行为还是看后果？如何判定情节的轻重？这些具体问题不仅决定着个案的判决结果，而且关系到整个社会对执法公正的认知。就此而言，“醉驾入刑”确实不能“模糊上路”。

    透过“醉驾入刑”以来的几起焦点案件，造成人们这种“公正焦虑”的重要原因，正在于对这种法律模糊地带的“不同拿捏”。比如，四川丹棱副局长“因公醉驾”事件，作为“醉驾入刑”后的首例公务人员醉驾案，尽管当事人酒精检测已达醉驾标准，但交警部门认为其“开车不到500米”、情节轻微且因当事人是公职人员，仅作出行政处罚。如此轻描淡写的处理，既无法消除人们对权力干扰、“网开一面”的担忧，更加大了公众“一碗酒能否端平”的质疑。

    现代刑法学鼻祖贝卡利亚曾经说过，“刑罚的有效性不在于刑罚的严酷性，而在于刑罚的及时性和不可避免性。”所谓“不可避免”，换句话说，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实践而言，“有条件”影响这种“不可避免性”、破坏这种平等的，往往都是权力、财富的掌握者。高晓松案，让我们看到了“名人”在司法面前只是“人名”；当公职人员酒驾后，是否能与普通公民一视同仁，而不是大醉化微醉、微醉化无醉，更关系到“醉驾入刑”实际威慑力，关系到全社会的公正信心。

    “醉驾入刑”一个月，我们看到，在舆论的督促下，司法机关正在努力压缩模糊空间，减少执法弹性。最高人民法院负责人日前表示，已经要求各级法院把最近宣判的案件上报。最高法院将认真总结各地经验，选择典型案件，以指导性案例的形式发给各级法院探讨使用。应该说，这样的努力正是司法对公众“公正焦虑”的良好回应。从这个意义上说，“醉驾入刑”给全社会上了一堂生动的法律普及课、公平正义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