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事可议的时楼困局

　　广受各界推崇的“青县”模式，并非源于地方官员的政治远见和责任感，出现之初乃是为了直接解决实际问题：成功分配土地，平息宗族派别之间的纷争，维持村治秩序。与地方官员的政治理想和远见相比，创新的工具价值恐怕是其萌生的最主要原因。

　　2008年11月，笔者曾回访青县模式发源地——陈嘴乡时楼村。许多村民都还记得曾引来诸多官员学者和记者的“村代会”，但评价起来并不是简单的好与坏。在村民的记忆中，这一模式形成的背景大致和两个事情有关：水箱厂和第二轮土地分配。

　　在这个当时有500多口人的小村，因家族关系远近，村里分成南北两院，南院人多，选票多，村干部多，很多南院村民受惠去村办唯一企业水箱厂上班。北院则人少村官少，很难对村里的大事说上话。村里二次承包分地不均，成了“南北战争”的导火索。村民连年上访，甚至要求分村，村组织几近瘫痪，县乡两级多次派遣工作组进驻，但均未见明显成效。而后工作组想出办法，以每10户为单位，选1个村民代表，有事南北合议。此举为两派之间提供了协商的平台，最终由代表投票决定，少数服从多数，于是双方都能接受。在此基础上，时任青县县委书记提出“青县模式”，并在全县推广。

　　村办企业水箱厂改制后，如今已因效益问题“黄了”。村内经济资源分配的焦点问题已不存在，分地问题也告一段落。到了“和平时期”，村内事务本就不多，时楼村村代会面临无事可议的尴尬。会议制度虽依然存在，但已逐渐消失在人们视线中，村民重新陷入“政治冷漠”。同时，村委会与村代会间的矛盾在“卖树”问题上凸显。双方各执一词，均认为自己提出的方法正确，因而陷入僵局。在村民观念中，村代会是最高决策机关，但已流于形式。村委会成为“谋利主体”，也在实质上把持村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