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是普通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之一。稳定物价是民众心声，是国家之责，更是检验各级政府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的试金石。于短期内缓解民众生活压力需要平衡供需关系，长远地稳定价格预期则需要停止超发货币。更重要的是，需要通过包括收入分配改革在内的一系列制度改革，让民众分享到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才能真正对抗通胀给社会稳定带来的冲击。

　　国务院17日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了抑制物价过快上涨，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措施。会议提出，当前要确保市场供应；补贴困难群体；必要时对重要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实行价格临时干预；对恶意囤积、哄抬价格等行为进行重点打击。

　　民生无小事。物价一直是普通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之一，中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困难群体，对生活必需品尤其是食品价格波动的感受更是强烈。面对近几个月食品蔬菜价格明显上涨的现实，尽管有不少专家放言“通胀形势可由市场机制自动缓解”，但国务院却认识到了政府出手稳定物价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千家万户的米袋子、菜篮子、油瓶子明显变“沉”，且有可能随着“两节”来临而愈发“拎不动”的情况下，抑制物价特别是食品价格过快上涨已经成为一种必须，成为检验各级政府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的试金石。

　　稳定物价是民众心声，更是政府之责，这点毋庸置疑。不过，对政府该如何出手还有一些争议，其中颇为常见的观点是“不能用管制手段干预完全市场化的领域”。的确，政府“有形的手”终须遵循市场规律，如果强行压低农副产品价格，会挫伤农民的积极性，造成农产品产量下降，市场后期供应紧张，助推价格进一步走高。但同时必须看到，有了此前数番控制通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我们控制通胀的手段不可能是机械而单一的。更何况，在中国市场化进程加速、高度融入全球经济的当下，依靠简单行政命令的方式也不可能解决价格问题。

      就这一点，我们不妨参考福州的实例：日前，福州市开始对大白菜等4种当家菜实施“限价令”，一度高企的菜价迅速回落。用相关负责人的话来说，此次干预“既非政府定价，也非行政限价”，而是一种“更市场化”的形式，即补贴大型国有蔬菜批发商，由其组织货源，从而影响市场整体价格。这种干预方式是否最优可再探讨，但它至少说明了一个道理：市场并不万能，市场经济也不是放任自流。部分人士不应将政府部门的价格干预水平和市场经济意识估计得过低，更不应一提到“限价”就一概称之为“重回计划经济时代”，甚至反对政府一切形式的价格干预。

　　从目前出炉的稳定物价举措看，“促进生产、加大市场供应”，“严惩投机、维护市场秩序”，核心都是平衡供需关系，这当然有助于稳定食品价格特别是应季蔬菜价格。但既然稳定物价不仅包括稳定蔬菜价格，稳定物价的原则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保障民生、稳定预期”，那我们就不能忽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轮物价上涨，与“货币超发”有着斩不断的联系。

　　中国超发了多少货币，是否由此引发通胀？这是近期各界争论不休的话题。有媒体报道称，中国超发货币近43万亿元，计算方法是以M2（广义货币存量）减去GDP（国内生产总值），即今年9月末M2的69.64万亿元，减去前三季度GDP总额26.866万亿元。对此，央行副行长马德伦、央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等先后解释称，这种说法没有理论和现实依据，不够科学、客观。在这里，我们不必纠缠于超发货币的具体计算方法，一是因为央行官员们并未说明何种计算方式科学、客观，二是因为有据可查的事实是，随着M2达到近70万亿元，中国成为全球货币量第一大国，M2与GDP之比超过200%，也为全球之冠。即使否认超发货币引发通胀的央行官员，也承认“M2/GDP大幅上升是一个特殊现象，是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不利影响而实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结果”。

      不可否认，在全球美元潮涌、国内货币存量又急剧放大的双重压力下，货币不愿进入长线投资的实体经济领域，投机短炒之风却由高端投资品市场一路刮到生活必需品市场。结果是黄金、房子、艺术品、茶叶、红酒乃至大蒜、绿豆等农副产品价格都出现了大涨。从某种意义上说，平衡供需关系更多是在短期内缓解民众生活压力，而限制超发货币才能更长远地稳定预期。对稳定物价而言，停下超发货币之手比伸出回收货币之手（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加息）作用更大、风险更低。

　　更重要的是，中低收入群体之所以无法承受物价上涨，从根儿上说是因为超量货币刺激了经济回升和通胀预期，却没有带来收入的相应增长。只有让居民收入水平及增速与经济总量、财政收入相匹配，缓解地区间和社会成员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让民众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才能真正对抗通胀给社会稳定带来的冲击。对此，我们应该认识到，解决民生问题是最大的政治，改善民生问题是最大的政绩，心头装着百姓冷暖，敢于作为、善于作为，才会最终取得调控的效果。毛颖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