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的花草已被踩烂 快报记者 赵杰 摄

《新闻1+1》2010年10月7日完成台本

黄金周：千金易得，一“闲”难求

解说：

　　整个园区公厕只有12个，这次免费开放的核心区五洲只有8个。面对近13万游人厕所数量显然不够，然而问题似乎还不只这些，景区免费了，原本验票的“过闸”通道却没有拆掉，大量过往的游客在这里“卡壳”，环卫工人要打扫超过往常近4倍的垃圾数量。“没有指示，只能跟着感觉走，单问路就把人问晕了。而对于当地的游客来说，没有了过去的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吃的、玩的都没有，有钱也花不掉则是他们的失落。

　　有业内人士也向记者表示，9月28号二期整治工程才正式完工移交给景区，“三天前接管，两天前正式通知免费，活动、招商，哪来得及做？”

　　就此《扬子晚报》在报道中还写道，“如果说南京玄武湖景区放弃门票收入，免费开放足够‘大气’，那么第一天管理中暴露出的问题则显得有些小气。景点拥挤，出行与回家也遭遇了拥堵。面对这样的场景我们是否也该反思，怎么去寻找假期该有的闲适呢？

　　主持人：

　　在过去的这个假期您有什么感受没有，出行方面？

　　白岩松（评论员）：

　　今天在首都机场，就是高速公路上看到了电子屏上打了一行字，叫“做文明有礼的中国人”。当时特感慨，还有点脸红，一个5000年文明的古国，我们现在在不断地说我们自己的素质太差，因为遍地垃圾等等，媒体这两天报道公民的素质问题也很严重。但是以我个人的感受突然在想，公共素质是一个问题，但是更大的问题可能是公共服务的素质太差，如果公共服务的素质好了，可能很多所谓公民素质的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举一个例子，厕所足够多了，随地大小便的就会少；垃圾桶足够多了并且摆放得合理，乱扔垃圾的就会少了；如果马路上没那么宽，宽得让人心慌，而是设计的人行通道也都合理，乱穿马路的人就会少；如果要是交通的指示牌都非常准确并且人性化，乱停车甚至逆行和乱拐弯的车就会减少。如果公共服务的素质跟上了，是不是公民的素质也就会好很多呢，到底是谁的素质的问题呢？

　　主持人：

　　这是相互一个因果的关系。就在节前咱们俩曾经说过玄武湖的问题，当时就预测假期会有很多人，会井喷，一定会给公园带来很大的压力。但是换一个角度想公园做好准备了没有？

　　白岩松：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没做好的准备就是免费开放非常好，再次要鼓掌去声明，但是其实我们为了“十一”而“十一”，不一定合理。比如说厕所都跟不上，十几万人的流量12个厕所，其中五洲景区只有8个厕所，而且大家也知道中国绝大多数的厕所男女的配比是极其不合理的，我们不断地在说厕所问题，其实国外对中国的形象相当多的跟厕所有关，比如说外国人来中国的时候都要说我要带手纸，因为在那找不到手纸，另外说到厕所的时候排队也都很难。为什么我们呼吁到现在为止，中国的男厕所和女厕所的配比依然是不合理的，但是大家都在表扬世博会，说世博会别的先不说，起码厕所不错，因为它非常方便。

　　你看看似小问题，这是公民的素质问题呢，还是我们公共服务的问题呢？从玄武湖的角度来说依然是公共服务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求非“十一”来免费，我们提前很多天就做好准备，如果我们提前能把很多公共服务的事情想好了会这样一种局面吗？

      主持人：

　　当地媒体有一个评价，说玄武湖免费开放的确是“大气”，但是管理“小气”，你怎么看他们这种评价？

　　白岩松：

　　怎么说，这是很多我们目前的对比和你的痛苦都与此有关系。比如说10月1号我就有一个感触特别深的地方，感触特别深的地方是两个对比，特别快和特别慢；硬件特别硬，软件特别软，怎么说呢？“十一”的时候坐天津到北京的城际高铁，太棒了，现代化，虽然我之前就坐过几次，但是“十一”这一天还是特别有感触，因为到哪儿买票都很难，都人满为患，可是城际高铁从天津到北京29分钟到了，幸福。

　　找自己停的车的时候痛苦了，它有无数个停车场，停车场是按ABCD等等排的，我记住了我的车停在了C，但是下了火车之后，没有任何指示牌告诉你C在哪个停车场里，于是你自己去撞运气，在撞运气的过程中没有任何指示的标牌，你想去问在它最底层的……

　　主持人：

　　是你没仔细看还是真没有？

　　白岩松：

　　我看得非常仔细，因为后来我又在找的时候与我相同命运的司机有很多，甚至最后我在一个角落看到了某一个工作人员估计实在是被问烦了，用一个A4的纸写了一个指示牌，手写的贴在那。我仅仅找汽车找了将近30分钟，刚才享受了29分钟天津到北京的那种快感荡然无存，而且非常愤怒。我想有无数的人就在那天像无头苍蝇一样在停车场里来回乱转的时候，你都会去感慨，要那么快的车有什么用，难道不能让我把自己的这种公共服务的速度让每一个人的快乐能够更快一点。原来我们硬件很硬，软件很软，但是硬件很硬，车飞快得提速不能直接给我们带来幸福跟快乐。所以我们必须把软件这方面，把公共服务的素质提升上去，少说点公民的素质问题，那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主持人：

　　其实我们还不妨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再举个例子来说，你看很多景点人满为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及时地给这些游客、旅客发布通知，进行提早地疏散？

　　白岩松：

　　我个人认为现在指导这种提示服务，已经成了中国不管城市还是公共事业，包括公园等等很多地方已经是一个最痛苦的事情了，它充分暴露了我们在公共服务方面的“软”，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在北京我们有的时候都会抱怨，说交通指示牌不合理，当你开到这发现自己不对的时候你已经违章了，但是一走出北京才知道，在中国北京是几乎做得最好的。比如说苏州是中国经济绝对发达的一个城市，虎丘是苏州恨不得排第二、第三著名的景点，在城市里有指示牌告诉你怎么去虎丘，离虎丘很近了的时候到岔路口没有任何指示牌，然后车就跟无头苍蝇一样懵了，不知道该怎么走。于是在虎丘旁边的很多路口全有很多的人，一看着车来了就把你拦住，说你走错了走错了，我去带你到正确的路上，五块钱，居然它没有指示牌，催生了一个指路的挣钱队伍，也就是说挣钱的这些人提前敏感地意识到这个城市的公共服务太差了，我可以弥补它的空白。

　　主持人：

　　我们应该跟他们学习？

　　白岩松：

　　对，那我们城市的管理者为什么没能像农民工一样的大哥、大姐们守在各个路口，虽然挣钱，但是在为人们提供方便。后来你发现，居然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只要在那个岔路的地方有一个路牌告诉你虎丘从这儿走是非常便捷的一条路，但是问题在于没有。而苏州还是算不错的，全国类似的城市太多了。所以你提出来的看似指示这一个小问题是大问题，以人为本用嘴说起来非常容易，做起来就很难，为什么这么差？因为那些挂标牌的人从来不以司机的方式去走一遍这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