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她的领导去年拿到了一个社科基金，快结题了还没有成果，一着急就把这个任务“光荣”地托付给了周红。前一阵她又要备课又要监考又要批改试卷，还要承担辅导员的职责把学生们安全送走，这本书就像把骆驼压死的那最后一根稻草，压得她嘴边长了一圈的大泡。

    “朋友们一听我在写书都很羡慕，可我的名字最多也就出现在后记的‘致谢’里！”周红有些愤愤不平，“辞职”的念头一直在她脑子里跳来跳去。

    笔者走访了几所大学，发现有些像周红一样的青年教师在给教授做嫁衣裳的过程中牢骚满腹。是现在的年轻人承受能力弱耐不住寂寞，还是一些高校的环境不利于年轻教师的成长，让他们承担了太多工作和压力？

    微薄的工资让年轻教师不得不继续啃老

    许多、袁全和郑革，都是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到东部沿海城市同一所大学工作的。他们同一年进校，如今时间过去了4年，各自的生活也经历了许多变化。

    他们说，工资微薄是年轻教师心理要跨的第一个槛。

    许多依然记得第一次领工资的情形。那个时候还没有办好工资卡，自己的工资要从财务处领取，填好领款单后等了十几分钟，窗口里才扔出来薄薄的一叠钱： 1704元。

    “这个数字我一直都记得。”许多说。她用其中的4元零头买了两注彩票，“当时特想中500万元，还想好如果中奖就要全部存起来，然后每月自己给自己发一万元工资。”

    当然，“500万女神”没有光顾她，而这样的一个数字在她的工资册上“待”了两年时间。除去合租的房租、水电以及必要的生活开销，每月都无余款。许多终于成了传说中的“月光女神”。

 袁全和许多是大学校友，她的父亲是一家国企的领导，单位福利非常好，一直希望袁全可以到自己单位工作。但袁全总觉得从小到大都在爸爸的羽翼下成长，“就像个木偶，在父母的指挥下完成人生所有的选择，很没成就感。”她很傲然地凭自己能力进入高校当了老师，可以说在朋友圈赢得了喝彩一片。

    可好景不长，大手大脚花钱习惯了的袁全第一次拿工资时，愣了半天，问，“领导，咱学校的工资分几次发？”半分钟后，大家一阵哄笑。袁全的理想主义遭遇了残酷的现实，她无法真正摆脱父母的羽翼，每月依旧要靠他们支援。

    其实相比其他同事，袁全生活方面已经算很优越了。她有一辆从母亲那里淘汰下来的蓝色宝来，却“从来没有自己加过油”。袁全的妈妈给了她张加油卡，每月还会自动往卡里充值。刚参加工作不久，父母就给她买了一套房子。袁全一直过着有房有车的幸福生活，并没有感到生活的压力。

    每当看到媒体上批评大学生问心无愧地当“啃老族”时，袁全就特别难受，工作以后还要“全方位啃老”，实在是一件很伤自尊的事。

    工作两年后的一天，在去学校的班车上，袁全听到坐在前面的两位中年男老师比较工资条上的钱数，两个人围绕其中一个人少了50元钱的取暖费的问题讨论了一路，“那抠抠搜搜的样子让我悲从中来，下车回家立马写了辞职信”。

    由于合同期限没到，袁全需要付给学校一大笔赔偿金，袁全终于在人事处爆发了：“学校应该另开一个专业，专门研究如何挣老师们的钱！”

    袁全辞职时正好赶上金融危机，她再次拒绝了爸爸那家国企的橄榄枝，“这个世界常常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而后悔，而是因为你没做什么而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