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北非局势动荡并非唯一拷问中国能源安全的外部剧变。日本遽然爆发的核泄漏危机迫使人类社会重新审视核电安危，中国政府也于日本特大地震发生后的第五天紧急决定，在新的安全法规出台之前，暂停审批核电项目。

　　他国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实则以极端方式督促中国全方位构筑能源安全防护大坝。其中来自石油进口方面的影响主要在于：中国发展速度极为迅猛，但油气资源相对贫瘠，两者交织导致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由1993年时的6%，短短十几年间升至56%且仍在上升，而这种对于外部市场日益严重的依赖局面，即便不论供应来源是否稳固，单从价格角度核算，如果原油价格维持在当前水平，那么今年中国在原油进口上的支出就将超过向美国出口货物的收入。

　　恰恰因为石油供给不利局面，作为能源进口替代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核电产业历经“十一五”之前“适度发展”、“十一五”期间“积极发展”、“加快发展”，以及“十二五”规划所述“高效发展”，其规模虽因起步太晚故而未彰显（建成装机容量仅为1080万千瓦，占全国电力总装机量1.2%，远低于世界平均16%的水平），但若无意外，2020年全国核电运行装机容量将要达到8600万千瓦，2030年时则有可能进一步增至2亿千瓦。

　　近期发生的外部剧变正从两个相反方向挤压中国能源安全战略取向。虽然这种不期而至的剧烈挤压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腾挪空间进一步缩小——可能的出路起码还包括加强石油储备、扩大煤炭用途、发展可再生能源以及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等等，但是考虑到中国经济巨大的存量与增量，这些出路在人类科技水平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前，很难低成本、可信赖地满足中国清洁能源需求快速增长。

　　更多依赖石油进口，抑或更多立足核能替代，中国面临的两难选择深刻反映出现代国家能源安全基本取向之间的冲突。具体来说就是，一国能源安全究竟应该依托“向外”还是“向内”？对于前者而言，这种取向立论的前提是，能源是国际合作的源泉之一，能源的全球配置可以成为正和博弈；对于后者而言，这种取向立论的前提是，能源是国际冲突的目的之一，能源的全球配置遵循零和收益规则。

　　两种前提都不符合、但又部分符合当今世界“全球化”加“后冷战”背景下的两面性，中国身处复杂的环境并且身为发展中的大国，合适的选择只能是多头下注对冲风险，舍此之外，任何因为惧怕某种不确定性、因而明显薄此厚彼的做法都是不牢靠的。《中国经济周刊》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