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夏之交触目惊心的全国旱情和接下来的大暴雨，让中国经历了旱涝两重天。眼下由旱转涝，洪水形势从乡村到城市全面吃紧。痛定思痛：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没雨旱灾，全面地、直观地暴露了水利及水害防灾减灾等公共系统的脆弱与废弛。这无疑也是此次水利会议引起中央空前重视的主要原因。

　　管子说过：“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哪五害？水、旱、风雾雹霜、厉、虫。管子时期对地震还没有认识或地震危害不大，所以他说，“五害之属，水最为大”。

　　远的不说，1949年之后，造成重灾的大洪水，计有1954年大洪水、1975年大洪水、1991年华东水灾、1998年大洪水等。其中1975年8月的大水，致使河南省境内板桥和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竹沟、田岗等58座中小型水库几乎同时溃坝，29个县市1200万人受灾，淹死20多万人；京广线100多公里被大水冲毁，中断18天，直接经济损失约为100亿元。1998年大洪水，受灾人口达2．23亿，直接经济损失1800亿元。

　　中国水患既有地理和气象因素，也有人类活动的因素，简要说是三个因素：季风气候、三级阶地——西高东低地势、高密度的人口分布及其反自然的社会利益结构。降水分布空间和时间的不均匀导致雨水要么没有，要么疾来疾去，旱灾、洪灾、涝灾几成常态，而趋利避害却相互矛盾的村社——县乡——省际——国家之间的利益“同心圆结构”，使“以邻为壑”成为痼疾。

　　工业文明以来，人类利用水资源、对抗洪涝灾害的主要办法是河道建坝，大江大河筑大坝成了现代化的标志，激发了文治武功的想象力。人们有所不知，1958年大跃进是被两个轮子拽着飞跑的，一个是大炼钢铁，一个是兴修水利。1958年水利大跃进累积下来的成果是，截至上世纪70年代初期，我国共修建了17万多座水库，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大多废弃。而此次水利会议公布的8.7万个水库，据估计有三分之一属于病险库。

      总体而言，建大坝，是“堵”的办法，这个办法的效果及给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其在世界范围内始终广受质疑。上世纪70~80年代，欧美国家在充分利用水资源的情况下，开始反思建坝带来的弊端，并成立了反对建大坝的世界性组织，强有力地影响着世界文明的走向。

　　17万或8.7万，无论是哪个数字，都属世界之最。这个世界之最，不仅面对着世界潮流的质疑，同样也面对着中国传统智慧的挑战。

　　中国治水，向有堵、疏之争。从已有文献看，华夏文明的创始人之一大禹，不是一名水利工程师，而是一名政治家。他与父亲鲧的“堵疏之争”，不是治水方略之争，而是治国大政之争。华夏文明的奠定，以疏导胜出，说明中国曾经产生过极其高明的政治哲学。

　　古人早已明白，治水不单单是治水，兴利除害、防灾减灾的动机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以什么方法、什么思想治水，因此形成了传统中国独特的治水政治、治水文化，治水与治国自始至终，融为一体。

　　相传大禹诞生于岷江上游地区。大禹这种以疏导为手段的政治和自然哲学观，传导到了岷江的中下游地区。2260多年前李冰父子时期则把这种观念发展到了极致。

　　去过成都都江堰的人大多叹为观止：一个水利工程竟然如此精妙绝伦，鱼嘴、飞沙堰、宝瓶口，那么简洁明快地搭配在一起，集分水、排沙、防洪、灌溉为一体，协调不同季节，搭配合适比例，让川西平原两千多年享其利，旱涝保收，遂成“天府之国”。

　　治水秘诀便是都江堰二王庙墙壁上镶嵌的那6个青花瓷片字：深淘滩，低作堰。仔细考辨，这6个字的背后，则是对盆地气象、岷江水系、西蜀平原自然的逼真、谦卑且聪明的认知，即：因势利导，顺其自然。

　　此认知适用于都江堰，也适用于秦国另外两个今天仍在发挥作用的伟大的水利工程：郑国渠、灵渠。

　　宏观而言，中国是个缺水的国家，同时也是水污染极端严重、水资源使用效率低下的国家。为了长治久安，水利建设当属必要。但是，一项公共建设，有利就有弊，利弊得失谁说了算？治水方式，早期的运动治水不可取；演变至今日，暗箱操作，利益集团治水，同样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担忧。

　　新制定的水利建设10年目标，中央下决心花大钱，对于水利利益集团而言，很简单，就是怎么能得到更多的钱。此前，并不算充分的三峡工程论证中，科学论证、民主论证只是昙花一现。之后的南水北调工程，以及总装机容量是两个三峡工程、目前在建的金沙江向家坝、溪洛渡、乌东德、白鹤滩4座巨型水电站，则饱受人大监督缺位的质疑。

　　水利工程向来耗费甚巨，涉及社会各方利益；水利是国家公共基础设施，关乎国计民生，公共决策、公众参与、媒体监督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能汲取古人智慧和当今文明转型经验，有长治久安之想，无长治久安之策，治水-治国的良善目标能否实现，将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