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项改革在所有受惠的副处级以上领导看来是皆大欢喜,因为改革设计既体贴又周到,不仅让自驾车成为了事实上的专车,更将所有费用打包由“公家”承担,让公车私用合理、合法,如此福利、优待恐怕无人会反对。而在普通职工看来,却是另外一番感受。据报道,目前安徽省电力公司全系统有各类身份的职工约7.5万人,副处以上干部约300人,占总人数约0.4%。据了解,省电力公司处级领导的年收入为30万元左右,与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很大。而加上车改导致的隐性福利,双方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这项改革从一开始就是决策者自我设计的自利方案。这也并不奇怪,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的考量、取舍渗透在人们各种行为中,即使是作为担负管理职责的决策者也不例外。如果没有周密、完善、系统的规则,无法想象仅凭道德自律来保证每项决策实现整体的公平。因为只有在有民主决策机制保障的背景下,公共利益的认定才能做到公正客观,公共利益才能得到有效保护。

　　正是制度的缺失,制订所谓车改方案的人才“精心设计”,推出如此荒谬的车改:既要照顾自己的核心利益,又设法躲开职工与社会的监督,以披着精美包装的改革外衣,兜售权力自肥的私货。

      从安徽省电力公司决策者车改的自我设计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逻辑:在决策活动中,决策者的个体利益最大化受到非制度因素与制度因素的双重约束。非制度因素主要包括政治伦理与道德自律,制度因素主要来自民主决策机制。我们无意低估前者的作用,并不否认一些决策者具有“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政治气节。但我们更希望制度与机制发挥更为稳定与持久的作用与效力,让那些企图钻制度漏洞、以权谋私的人无法得逞,让那些算计着以改革之名、行自肥之实的方案胎死腹中。

　　(尹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