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当然代表不了幸福。问题是：谁能？记者 曹海鹏 摄

　　相信“自由市场”终将坠落的当代世界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也相信被人们崇拜了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的GDP也终将“坠落”。

　　3月22日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举办的“民生指数与社会发展测量方法座谈会”上，斯蒂格利茨再次发问：“为什么要用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创造出的GDP来继续衡量现代人类的生活水平或福利？”

　　然而对于这个“过时”的指标，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仍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试图改变“GDP挂帅”的努力，其实一直未停。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统计局、原国家计委和农业部就开始研究制定关于“小康社会”的评价指标体系。经过不断修正，从2000年起国家统计局开始发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数”。与此同时，有关幸福指数的研究也层出不穷，比如由全国人大财经委立项吴晓灵副主任委员牵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资助项目“民生指数”的研究。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表示，GDP作为衡量指标，好处是国际间比较起来简单，衡量进步显而易见，缺点是很多东西没有放进去，比如折旧、经济发展的质量、收入分配的因素等，还有不科学、不准确的地方。

　　在国际上，与“民生发展”对应的英文是“livelihood development”。从学术研究层面，国外的相关研究涉及的概念较多，例如“福祉”（Well-Being）、“主观幸福”（Subjective Well-being）、“客观幸福”（Objective Well-Being）、“快乐”（Happiness）等。

　　在“幸福问题”研究中，比较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比如“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简称WVS)；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去年11月宣布将建立衡量国民福祉的指标体系，和2008年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组建的一项名为“幸福与测度经济进步”（Happiness and Measuring Economic Progress）的研究。

　　曾参与萨科齐指标研究的斯蒂格利茨告诉记者：“最初创造GDP是为了衡量市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GDP逐渐成为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标准，这是不正确的。”斯蒂格利茨指出，萨科齐关心的是这些“实际的数字GDP增长”并没有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好的生活”由此可能导致人们不信任政府。

　　斯蒂格利茨说，以美国为例，至2009年，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逐年提高，但大多数家庭实际上的收入状况却一年比一年糟糕。政府是应该最大化地提升GDP还是应该关注如教育、医疗、环境保护等方面？这些目标间是否存在冲突？“其实这些目标间的冲突并不是真实存在的，”斯蒂格利茨说，“如果我们能找到适宜的衡量方法，很多冲突都会消失不见。”

　　到底什么才是“适宜”的衡量方法？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推出的人类发展指数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是国民幸福指数(Gross National Happiness，简称GNH)？还是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简称GNP)？又或是民生指数？绿色指数？

　　制定“适宜”衡量方法的瓶颈何在？在指标制定后，投入地方政府应用的过程中又会产生怎样的问题？

　　嘉宾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王振耀 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

　　李实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胡鞍钢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王安岭 江苏省无锡市市委秘书长

　　赵建华 广东省发改委副巡视员

　　聂宏伟 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副局长

    我们需要几个替代指标？

　　斯蒂格利茨：我到目前为止遇到的最难的问题之一，是你不能把所有的指标融合到一个指标当中来衡量人们的生活水平。所以，我们需要一组指标，而不是一个指标。你不能去给不同的指标同一个权重，比如我们把苹果、梨放在一起，怎么样给它一个权重呢？这就好像我们做公共服务、医疗、教育的时候就不能给它权重，因为这些地方是没有市场估值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你可以把指标们分开，而不是放在一起。就好比说你这个汽油箱里面还有多少汽油和你能开多远？其实是不同的事情。如果你硬要把数字放在一起的话，就会失去一些信息，要把经济看作一个整体的数据，通过一个指标体系把大量的数据放在一起，最终精炼成那么两三个数字，但是如果你把它精炼过度的话，就会失去很多的信息。

　　胡鞍钢：此次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就有四类。

　　第一，经济发展指数。这个部分现在占我们全部量化指标的12.5%，但是在1981年“六五”计划的时候曾经高达60%以上，说明实际上国家已经在淡化这个指标了。

　　第二，科技教育指标。大体是四个，占了1/8。

　　第三，绿色指标。八个指标，占了1/3。

　　第四，人民生活和公共服务，一共是9个，其实它这个占的比例是最高的。

　　除了上述这24个我们说的核心指标以外，在规划的全文中还有20多个量化指标，而且绝大部分是和我们民生相关的，或者说和公共服务相关的，这说明国家的总体目标已经发生重要的变化。

　　另外与“十一五”规划相比，“十二五”规划中特别加了第61章《完善规划实施和评估机制》的第三节叫“实施综合评价考核”。基本思路叫“弱化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评价考核”。虽然与去年12月份的规划稿说“不再对地方统计地区生产总值”相比，是“不彻底的革命”，但是它也表明我们已经开始了将GDP指挥棒变成公共服务指挥棒的道路。

　　指标测量的误区

　　王振耀：我们研究指标时，测量方法不能出问题。不能出那种有些甚至是中学生能通过常理解读的数据，我们通过测量还解读不了。比如某部门有一个数据说，“全国400万个白血病患者当中，儿童占半数，有200万个。”但一名中学生提出这个数据不对，她说，200万个儿童有白血病，全国共有2亿多个儿童，差不多就是1/100，但她自己学校就没有这么多白血病患者。后来经再次核实，全国只有7万个左右的儿童患者。

　　另外，除了测量方法，测量内容也需要调整。如果用民生指数衡量人民生活水平，那么起码应该有几块实打实让老百姓触摸到的问题，比如老年人、儿童、残疾人员的福利、医疗等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如果在民生指数里面能解读出来，民生指数就会真正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强大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