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下属的《国际先驱导报》昨天报道说，1949中共建政后，旧中国的黑帮逐渐消失，却在改革开放后死灰复燃，并在最近十年愈演愈烈。上世纪90年代，黑帮主要还是砍手、砍脚这些直接的暴力犯罪，可到了2000年以后，黑帮正向公司化、企业化转变，以暴力为投资获取原始积累，然后向经济和政治领域渗透。

两轮打黑越打越黑

　　报道引述学者观点说，2000年和2006年，中国掀起两轮打黑专项斗争，但却“越打越黑”，主要原因是黑恶势力“保护伞”在不断壮大。在社会转轨过程中，地方政府一方面支配应由市场支配的资源，导致寻租空间加大，一方面又在监管层面严重缺位，黑社会的卷入也就成为必然。中国打黑除恶注定要打持久战。

　　在第一轮打黑中，沈阳市人大代表、沈阳嘉阳集团董事长刘涌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等多项罪名，终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尽管刘涌购买了大量枪支弹药和藏刀，先后酿成血案30多起，但还是一路绿灯地迅速暴力致富，成为“著名私营企业家”。刘涌的保护伞包括：沈阳市副市长马向东、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焦玫瑰、沈阳市和平区劳动局副局长高明贤等等。

　　在这次重庆打黑风暴中，已经查出200多个司法干部深陷涉黑案件，其中有10多个厅级、副厅级官员。华东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邱格屏认为，“这并不是个别官员思想素质差导致的结果，也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升级的表现，而是腐败转型的又一标志。它预示着反腐道路将更艰难。”

　　如果不是政府披露打黑战果，日常生活中，很少有人知道中国黑社会的真面目，中国人对于黑社会的记忆，大多来自香港电影里的古惑仔形象，或是民国时期上海的青红帮。1949年后，国家对社会实行高度集中的统一管理，经济关系简单，社会结构单一，黑社会并没有太多生存的土壤。

　　但1978年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黑社会便随之相伴而生。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康树华认为，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有组织犯罪已经扩展到中国大陆的每个省。在一些省，有组织犯罪已经吞没了所有的城市以及乡村的市镇。”

长期研究中国有组织犯罪的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系教授夏明认为，在转轨过程中，不少地方政府依然在一定程度上行使着本应由市场行使的职能：对土地、能源等物资的支配权，对项目、执照的审批权，优惠政策的倾斜实施权等等，这些使得“经济寻租”大量存在并异常活跃。

　　“往往权力插足的地方就可以给地方经济带来活力，这就成为包括黑社会在内的各种利益团体想方设法接近政府权力、渗透政府权力的动力，从而推动了钱权勾结、官黑勾结局面的产生。”夏明说。

学者：是政策的失误

　　夏明认为黑恶实力壮大也是官方政策的失误，例如在贷款分配过程中，政府对国有企业比较偏爱，而对私有企业贷款不足，在社会福利领域，农村缺乏社会福利，而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覆盖面非常薄弱。“大规模的底层社会非常容易成为犯罪的受害阶层，同时也极容易受到有组织犯罪的诱惑，欲将之作为社会爬升的阶梯。”

　　报道引述海外政情分析人士说，黑社会对于中国的挑战，绝非仅仅体现在社会治安领域。如何防止弱势群体被迫转向黑恶势力求取生存，这涉及财富分配、贫富差距悬殊的深层社会课题；如何避免黑社会与商业力量结合，涉及如何完善经商环境和法制。最为重要的是，如何避免官黑勾结、黑白合污、政府要员成为黑社会的保护伞甚至代理人，最终失去人民的信任，则攸关中国当局打击腐败的根本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