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群部长接受《中国西藏》杂志记者专访。摄影：扎西

　　[编者按]在“十七条协议”签订、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前夕，应《中国西藏》杂志的请求，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接受了《中国西藏》杂志记者的专访。全文将刊载于5月15日出版的《中国西藏》杂志上。

　　和平解放使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成为永远不可能

　　记者：今年5月23日，是《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60周年。您如何评价这一历史事件？

　　朱维群：西藏的和平解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华民族百余年来争取国家统一的斗争史上的一件大事。

　　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刚刚结束，毛主席就提出要解决西藏问题，1949年初，他在西柏坡会见斯大林特使米高扬时说，“西藏问题也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也不能过于鲁莽。”这年底，毛主席在出访苏联途中做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指示。1950年10月，人民解放军发起昌都战役，粉碎了西藏少数反动上层企图凭借金沙江天险和外国势力支持抗拒西藏解放的梦想，迫使以十四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派出和谈代表赴京谈判。经过近一个月艰苦的谈判，签订了著名的“十七条协议”，西藏获得和平解放。这说明，解决西藏问题，在我们党高层领导心目中，是建立新中国宏伟蓝图中的大事。以和平方式解放也好，以非和平方式解放也好，西藏终究要解放，否则我们共产党人就不能算是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历史也证明了当时党中央、毛主席果断决策的正确性，如果进军西藏再晚一些，我们面临的困难可能会大得多。

　　和平解放西藏，我认为，其意义首先是粉碎了帝国主义和西藏少数反动上层想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图谋，实现了祖国大陆的完全解放和统一。大家都知道，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从元代开始，中央政府对西藏实行了直接的有效的行政管辖。进入近代以后，西方帝国主义势力觊觎西藏，1888年和1904年英帝国主义先后两次武力侵略西藏，后一次还占领了拉萨。但他们同时也发现，西藏地方和民众服从中国中央政府的权威，他们仅靠武力不可能把西藏从中国搞出去，由此转而在西藏少数上层中培植亲英势力，由这些人来搞“独立”。在英帝国主义入侵前，在整个藏族的语言文字里，根本没有“独立”这个概念，它完全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强行灌入的。当人民解放战争即将胜利时，美、英帝国主义及西藏少数反动上层感到，他们可能丧失最后的机会，因此策划了“驱汉事件”等一系列分裂主义事件，想把“西藏独立”弄成某种“现实”，端到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但昌都战役的胜利，“十七条协议”的签订，人民解放军和平进驻西藏，彻底打破了他们的幻想。西藏的和平解放，是中国人民百余年来为国家统一和民族尊严而流血牺牲的结果，它使得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成为永远不可能。

　　西藏和平解放的另一层意义在于，它为8年后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从封建农奴制度进入到现代的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前提条件。“十七条协议”照顾到西藏的实际情况，特意订立：“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和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这两条，中央是做到了的。但是，西藏上层的少数人想的不是晚一点改，而是永远不改，并因此发动了武装叛乱。这也就使西藏的民主改革提前到来。如果没有西藏和平解放的序幕，也就没有后来波澜壮阔的民主改革这一幕；如果不是和平解放，我们共产党、人民军队进入到西藏，西藏被奴役被压迫的民众也就不可能对党的政策有更多了解，从而产生要求改革的强烈愿望。从和平解放到民主改革这8年，客观上为民主改革创造了各方面条件，包括思想基础、群众基础、干部基础，乃至军事斗争的基础。而民主改革的胜利，意味着要想在西藏恢复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搞历史的倒退，也成为永远的不可能。

　　现在，达赖集团和他背后的西方敌对势力，看着中国的统一，看着包括藏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发展繁荣，心里不痛快。如果他们不赞成我的判断，不妨再试一试，反正他们也不是没试过。我相信，他们的下场不会比当年企图以武力抗拒和平解放和发动武装叛乱来得体面一点。

     达赖喇嘛玷污了自己一生中的闪光点

　　记者：十四世达赖喇嘛从赞成、拥护“十七条协议”到撕毁“协议”，跑到国外从事分裂活动，您作何评价？

　　朱维群：“十七条协议”签订的时候，达赖喇嘛“亲政”没多久，才16岁。在当时的大势之下，在西藏上层爱国力量，其中包括阿沛·阿旺晋美、十世班禅等推动下，他特派全权代表赴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谈判。协议签订后，他代表西藏地方政府公开声明完全接受“十七条协议”，致电毛主席表示“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他做出了他一生中为数不多的正确的历史性选择，这也是他一生当中最闪亮的一页。

　　在达赖喇嘛安排问题上，中央给予了他最优厚的待遇。1954年，中央安排他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多次接见他，与他谈心，在这次会上，他还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即使是他1959年叛逃国外，中央还给他留着颜面，称他是被人劫持跑的，并把他的副委员长头衔一直保留到1964年。

　　可惜的是，恰恰是达赖自己，把这闪光一页玷污了。1959年，西藏上层少数分裂分子发动武装叛乱，达赖跟着这些人跑到国外。还在逃亡路途上，他就宣布撕毁“十七条协议”，从此要搞“西藏独立”。这一搞，就是半个多世纪。

　　对于中央的善意，达赖完全心知肚明，但他却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并越陷越深。终于，到了1964年，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关于撤消达赖职务的决定》，指出：“达赖在其1959年发动叛国的反革命武装叛乱，逃亡国外后，组织流亡伪政府，公布伪宪法……这一切证明他早已自绝于祖国和人民。”这个政治定性，至今仍有完全的效力。1995年，中央针对达赖几十年来的分裂破坏活动，给他戴上“四顶帽子”：“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的总头子，国际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的总根源，阻挠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碍。”此后，达赖不断用其言行证明，这“四顶帽子”戴在他头上严丝合缝。我个人对达赖背离他曾经为国家做过的好事，决意戴着“四顶帽子”老去，感到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