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贵峰：“只管领导安全”：做得，说不得？

“我只管领导的安全”——交警梁忠的这一话语，被网上发帖人称为“狂言”，而从其事后被以“言语失当，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为由停职的事实来看，当地警方似乎也是认同“狂言”一说的。这意味着，梁忠之所以被停职，主要是因为他说了不该说的话。

但问题是，“我只管领导的安全”当真是“狂言”和“言语失当”吗？依笔者看来，其实不然。至少与梁忠实际所作的行为相比，其话语并不算“狂”，也无所谓“失当”。因为，“我只管领导的安全”不仅是一个说出来的态度立场，更是梁忠实际做出来的一件事实。据悉，此事发生的基本过程是，“由于前面车辆堵塞，车辆无法行驶，交警便怒打停在大门外的车辆门窗，叫快走，口中还不停地说，领导的车子马上就要来了，你们这些车快走开”。

这种背景下，对其所作之事进行如实地陈述、解释，“实话实说”、“做了什么便说什么”，何“狂”之有，又有什么“不当”呢？这正如许多网友感慨和评价的，“他说的其实是实话”。如果一定要说“狂”和“不当”，那显然也首先是其行为本身的“狂”和“不当”。

如此看来，警方以“言语失当”为由处罚当事交警，事实上是在告诉我们：“只管领导安全”，其实是一件“做得，而说不得”或者“只可做，不可说”的事情。

不得不承认，这种类似“皇帝新衣”式的“做得，而说不得”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之中，远不止“只管领导安全”这一件，而是在许多领域均相当普遍存在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交警梁忠的一句“我只管领导的安全”的实话实说，我们不仅不应该斥之为不当“狂言”，反而应该致以必要的敬意，致敬其身上类似说破“皇帝什么也没穿”的那个孩童所具有的坦诚、率真品格。（来源：西安晚报）

殷国安：警察“只为领导服务”不过是句大实话

12月11日，成都双流交警大队勤务二中队副中队长梁忠在执勤时表示只“为领导服务”。该局党委随后经研究决定，认定“梁忠在执法勤务过程中方式简单，言语失当，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对其作出了停止执行职务的处理。（《华西都市报》12月14日）

梁忠其实说的是一句大实话。其雷人之语的具体语境是：体育场大门外堵塞，车辆无法行驶，而领导的车子马上就要来了，当然要赶快“清障”，以保证领导的车队通行。他把这理解为“为领导服务”，也没有大错。他所说的“只管领导的安全”，更是上级交代的职责。

其实，梁忠的原话中并没有这个“只”字，只不过说了“为领导服务”和“领导重要”的话。现实中的警察为领导服务，也为人民服务，不过有些时候，“为领导服务”显然更重要。比如，领导来视察，警察就会沿街站立，让老百姓“闪开”。再比如，一些地方领导一声令下，公安部门会出动大批警力，帮助政府去强拆，去抓捕上访者；甚至有人发帖批评领导，警察也会立即跨省追捕。

警察只为领导服务，也不能全怪警察。对于地方政府和官员滥用警力的问题，公安部也曾采取措施加以禁止，如引入上级公安的监督，但并未解决问题，因为这有制度上的病灶。地方公安的政治和经济命运，都掌握在地方政府手里，干部要升官，公安要花钱，都要靠地方政府，能不听地方政府的指挥吗？一个民警能不听公安局的指挥吗？当政府要拉公安去搞强拆时，警察就是不赞同，他能反对或抵制吗？

当然，也不排除警察的个人责任。如上级让你拘留发帖批评政府的网友，这不怪你，但你为什么还大搞刑讯逼供？

既然梁忠讲的是大实话，为何还要被处分？这就是官场规则——有的只说不做，有的只做不说。警察为领导服务，就属于“只能做不能说”的范畴。而处分“语言失当”的梁忠很简单，改变警察“只为领导服务”的现实却很难。而第一步，就应该是敢于承认我们确实存在“只为领导服务”的现实。（来源：中国青年报）

陈一舟：“只为领导服务”的双重缺失

“只为领导服务”——从一个侧面反衬出某种“唯上不唯下”的局部权力生态。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要读懂“只为领导服务”隐喻的双重缺失。

权力本来自于人民，但人民却对权力构不成有效监督；原本该由公共监督履行的“权力规范”功能落入了“领导”手里，“只为领导服务”便有了理直气壮的生长空间——这是“只为领导服务”背后的第一重缺失。

还有另外一重缺失，即权力伦理的缺失。有些权力掌握者为什么会“唯上是举”？说白了，就是过于看重自己的仕途升迁。或者说，做官的目的是为了升官发财实现个人价值，而不是为公共服务。在这种心态下，“唯上”是必然的结果，“媚上”也非偶然。假如一个官员功利心淡薄，视公共利益高于自己的官位，又岂会唯权力意志是从。所以，在同样的行政体制下，也出了不少任长霞、孔繁森、焦裕禄之类的好干部。

“只为领导服务”是公民社会的大敌。只有双管齐下，敲响执掌权力者心里那根责任之弦、服务之弦，披着“只为领导服务”外衣的“唯上不唯下”，才会慢慢退出权力场。 （来源：西安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