咋一看“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的采购价格被进一步降低”,还以为中央又要给公车问题戴上一个紧箍咒。然而,看完“一般公车价格禁超18万元”后,不禁倒吸一口凉气。说实话,不知是记者无知抑或故意为之,稍微关注中国公车改革历程的人都该知道,“一般公车价格禁超18万元”并非新近出台的《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选用车型目录管理细则》之“新玩意儿”,在此之前,《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关于开展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等均对党政机关配备公车制定有明确标准:一般公务用车配备排气量1.8升(含)以下、价格18万元以内的轿车。

　　换言之,“一般公车价格禁超18万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旧闻,新近出台的《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选用车型目录管理细则》,仅仅是针对已有文件关于公车标准方面有关精神的一个复述、重申或强调。当然,纠结于“一般公车价格禁超18万元”这个标准本身,并无多大意义,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反复重申一个早已出台的公车配备标准,为何还能成为大新闻?这或许正是公车问题痼疾难除之关键所在。

　　除却个别媒体为制造新闻而老调重弹,“一般公车价格禁超18万元”如今能让社会广泛以为是“新标准”,大概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之前的公车配备标准并未深入人心,很可能包括官方在内的为数不少者,甚至不知中央之前已经规定过“一般公车价格禁超18万元”。此语境下,在校车、公车相互交织的白热之际,《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选用车型目录管理细则》自然令人眼前一亮；二是不少地方或部门都已经知道之前存在这个公车配备标准,但由于内心缺少认同感、执行不到位等原因,“一般公车价格禁超18万元”被一再逾越,让无奈的民间社会在期待中央新举措的心理下,再次关注“新标准”。

　　不管怎样,重申“公车禁超18万元”能引发广泛关注,再一次印证了,很多时候我们缺少的并不是法律制度,而是对法治规则的信仰。法治社会的构建,不在于法律的数量有多少,而在于法律要得到有效执行,事实也应该如此。1999年发布的《关于调整党政机关汽车配备使用标准的通知》对公车标准早有相应规定,那时的法定公车配备标准还远高于现今,但公车超标现象仍然是屡禁不止。直到现今,依然有不少地方“顶风作案”。例如,今年2月宁夏财政厅斥资近900万元一次性采购25辆豪华奥迪A6、陕西省旬阳县一个科级单位购买30多万元的进口越野车。此语境下,在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过去,较高的配车标准尚能被无视,那么,随着经济条件越来越好,各地方部门面对反而较低的公车标准,会不会更加“一笑而过”,现实不容乐观。

　　由此可见,公车配备标准能不能被严格执行,寄希望于官员的政治良知和利益自省还远远不够,关键还在于怎样落实对违规者的严肃制裁,让违规成本远超利益所得,进而让公车标准内化为各地方以及部门的一个法治信仰。否则,制定、重申再多的公车标准,也不过是纸上谈兵。邓子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