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一经报道即引起了强烈反响。一边是弱势的“农民”，另一边则是官员团体，不对称的地位实力，扑朔迷离的“私分文物”情节，这些不一般的因素让事件走向与结果备受关注。

　　众所周知，被誉为“当代草圣”、“近代书圣”、“中国书法史三个里程碑之一”的于右任，其书法作品本身就是难得的文物，如若政协官员私藏，则属以权谋私；如若文物下落不明，则涉嫌盗窃文物应追究相关官员的刑事责任。实际上，对于捐赠给政协的120件于右任作品，查证起来并不是很难，因为捐赠者手中有相关的凭证，有相关的签名证据等，但是相关部门声称调查却没有调查捐赠者。换个角度看，正是这样一个不简单的“简单案件”，更加凸显出对社会法治环境、公民权利保障的种种考验。

　　在现实生活中，情大于法的情况并不鲜见，“民告官”胜诉的几率也并不高。显而易见的是，作为另一当事方的众多官员，则有较强的背景。面对模糊不清的涉事官员，调查过程能否保证独立？调查又能否撇清人为因素的干扰？而官场“潜规则”又是否发挥这样那样的作用？内情不得而知，“私分文物”案件的走向和结果由此变得更加不确定。

　　卓登一个人近10年来多次以政协委员的身份询问书法作品的下落，并上交提案要求政协公开这些捐赠物的下落，都没有结果，也一直未引起公安部门的重视。这其中不管存在什么样的阻碍，只要法律能够被严格执行，只要权力得到有效制约，那么水落石出的一天相信不会太远。（丁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