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期间，我国城镇化率由2006年的42.99%提高到2009年的46.59%，年均提高0.9个百分点。但是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城市空间无序开发、“城中村”大量存在、“垃圾围城”、交通拥堵、住房拥挤、房价高昂、上学难、看病贵、食品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环境安全等问题日益突出。日益蔓延的“城市病”给中国城市和谐、均衡与可持续发展带来风险与挑战。

人口无序集聚

　　作为一个系统的整体，受城市承载力和城市功能的限制，城市对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都有一定的限制。合理的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是推动城市发展的第一动力。目前，伴随着中国快速的城市化，我国城市人口正在以每年1800万的速度增长，预计从2005年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将从5.6亿增加到9.1亿。中国城市人口迅速增加，特别是向北京、上海、深圳等大都市聚集。人口的无序膨胀，一方面对城市承载力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也给城市就业带来很大压力。

能源资源紧张

　　能源紧缺已成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紧约束。中国的石油、天然气等重要资源人均储量分别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1%和4.5%。特别是近两年，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地区、城市和高耗能行业盲目发展、低水平扩张，能源紧缺状况进一步加剧。同时，城镇居民日益升级的消费方式，如城市建筑耗能、家用汽车普及、家用电器多样化等，也对能源消耗提出了更多要求。

生态环境恶化

　　中国城市在开发建设过程中片面追求城市规模和发展速度，走的是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土地高扩张的发展之路，加剧了水土矛盾和环境恶化，使生态环境受到威胁。目前，中国城市在生态环境方面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仍处于较高水平，远超出城市环境承载能力；二是主要流域和水系污染严重，城市河段污染突出，淡水湖泊呈富营养化，经济发达地区的不少城市已经面临严重的水质型缺水；三是城市空气质量处于较重的污染水平；四是城市固体废物排放量巨大，符合环保要求的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较低，二次污染严重；五是有毒有害的有机物污染、电磁辐射污染、危险废物污染等问题日渐突出，各类污染已经由城市蔓延至小城镇和乡村。

交通拥堵严重

　　交通拥堵是典型的“大城市病”。这种城市病的主要特征：一是潜伏期长，一般在20—30年；二是一旦爆发，就迅速转移并形成“城市管理综合症”。交通拥堵的病因源于城市功能紊乱。城市功能紊乱必然引发城市管理混乱，导致城市决策的随意性和随机性。这种随意性和随机性决策反映在城市规划上，必然导致城市规划的现实利益和短期行为。交通拥堵就是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的必然产物。以北京为例，2009年末，北京全市实际常住人口1972万，流动人口超过千万，这意味着2020年北京常住人口总量控制在1800万的目标提前10年被突破；北京市每增加1个人，每日交通出行量增加2.64次，新增交通供给能力将很快被人口增量所抵消，六环路以内地区日行总量已达3500万人次。

房价居高不下

　　中国城镇化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大量人口向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集中，城镇住房需求持续增加，高房价问题日益突出，特别是在一些大中城市高房价日益蔓延。2009年，全国住宅平均价格涨幅达25.1%。特别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大城市和一线城市更为明显。央行公布调查显示，超过70%的居民认为房价“过高，难以接受”。高房价将拉低城镇居民生活幸福感、城市生活功能逐渐被弱化，城市经济持续发展埋下潜在危机、抑制社会中间阶层扩大、加剧城市社会矛盾。房价过高问题已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社会的普遍关切、百姓的高度关注。

安全形势严峻

　　“十一五”以来，随着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中国城乡结构、就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组织形态发生了新变化，各种影响城市和谐的不稳定、不安全、高风险因素的新矛盾新问题不断涌现，城市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和多种安全威胁增多。当前特别是有五种不稳定因素正在演变成为城市的潜在风险：一是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并出现了稳定化和代际化趋向，即：贫者愈贫，富者恒富，社会阶层流动通道被严重堵塞；二是社会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并有激化趋势，人们精神需求没有得到充分尊重，社会公平正义出现“洼地效应”；三是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各类刑事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破坏经济社会秩序；四是官民冲突加剧，比如各地频发因拆迁引发的官民冲突事件；五是非传统危机和人为制造的危机正成为城市安全的主要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