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工90%——在南京，国内第三大劳务市场的安德门民工就业市场提供了近2万个就业岗位，但从春节开市后一周，仅有1000多农民工上岗，用工缺口超过90%。

    ■15%

    加薪15%——上海虹口足球场、上海人才大厦、八万人体育场、浦东人才市场春节后同时举行了四场规模较大的招聘会，不少企业加薪15%吸引应征者，然而企业却发现“工人更难招了”。

    ■90%

    岗位24万个——在武汉、重庆、成都等中西部城市，一张张印有招聘信息和求职提醒的《春风卡》发放给车站候车的农民工。在武昌火车站发放的《春风卡》提示，2月9日至3月11日，武汉将举办117场免费招聘会，8000多家企业将提供24万个就业岗位。

    (李慧整理)

    春节后，沿海地区上演了愈演愈烈的“用工荒”，与往年不同的是，随着中国经济地图的悄然变化，连历来大量输出劳动力的中西部省份也加入了“闹荒”行列。

    为了解决“用工荒”的难题，中西部与东部拉开用工“争夺战”。上海市发了近400辆长途大巴车，奔赴安徽、江苏、河南、湖北等地接农民工外出务工；重庆地方官员为留住农民工甚至春节加班，千方百计以情留人，长期以来的用工格局正在发生改变。

    频繁出现的“用工荒”是否表明人口红利时代的“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大范围用工荒是喜是忧？“用工荒”是否可以倒逼低端产业转移，从而有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孔雀不再东南飞?

上海浦东某玩具厂老板何霍生，手下有300多名员工。年前一放假，差不多走掉100多人。何霍生一脸苦恼地说：“他们很坚决，我又实在挽留不了，走了这么多人生产就无法正常进行了。”无奈之下，正月初七，他包了一辆大巴亲赴老家安徽六安招工，直接将聘到的工人接回厂。

“早些年，老家的人要到我厂里打工，常常会拿几包烟，提瓶酒来‘贿赂’。今年，角色颠倒了，我得反过来求他们。”何霍生苦笑道。

霍邱汽车站附近有个临时务工市场，何霍生凭着语言和乡情的优势，仅招到了十几位民工。普工工资2100元，与在当地打工1500元的平均工资相比，并没有太大吸引力。好容易找到的一位高级技工，月薪谈好了3500元，又差点被当地一家企业以3000元挖了墙角。何霍生只得咬咬牙，加价到3800元，才最终将技工抢到手。

“现在，安徽当地企业也会出来截留工人，这在往年是很少见的。”何霍生说。

来自安徽省的统计显示，截至2010年底，安徽全省缺工超过50人的企业达2300余户，缺工总数达到25万人。

事实上，早在2002年我国就面临了第一轮“民工荒”的侵袭，此后几年，“用工荒”尤为明显，这一现象与经济学中的一个著名命题“刘易斯拐点”几近吻合。那么，这个拐点真的已经到来了吗？

就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曾在公开领域多次强调，中国已经迎来“刘易斯拐点”。蔡昉认为，2000年以来，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已经开始迅速减缓，每年平均只有1%，并预计在2015年转为负增长。

但是也有人提出不同见解。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认为，“用工荒”是一种结构性局部性现象，并不能反映出我国劳动力已经供不应求，拐点已经显现。

苏海南认为，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布局调整，部分劳动力密集行业逐渐向我国中西部转移，同时中西部地区工业化进程逐渐加快，劳动力输出数量有所减少，给东部地区带来用工压力。

其次，由于农民外出打工与就地就近打工和务农比较利益出现变化，外出打工所获收入与就地就近打工和在家乡务农综合性收益相比相差无几，已经难以满足农民外出打工的心理预期，因此很多人选择放弃外出务工，转而选择就地就近打工或在家乡务农。

再次，随着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对外出打工的心理诉求更加全面，要求更高，除了获得应有报酬外，如果其他需求难以满足，他们也会放弃外出务工；同时，劳动力素质结构不适应部分地区产业产品升级换代的需要，也造成一些地方技工短缺。最后，城乡分割管理体制尚未完全打破，农民工融入城镇的不便以及用工双方、劳动力输出地和输入地信息沟通不够通畅，也助长了“用工荒”。

专家各持己见，但无论“刘易斯拐点”是否真的到来，中国近年来并将持续面临“用工荒”的现状已成事实。

    “用工荒”是好事吗？

    中集（重庆）物流装备制造公司为了应对“用工荒”，开出以3300元至4000元薪酬聘请熟练技术工，焊工、油漆工等岗位，就连试用期工资都达到每月1900元，此外每天还有12元钱的餐饮补助，带空调、彩电、热水器和卫生间的公司宿舍每月住宿费也仅30元。

    厦门集美区政府出台政策规定，2011年集美本区企业成批同时引入同一地区首次来厦务工人员20人以上，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实行网上用工报备、缴交社会保险费且实际在本企业服务满3个月以上的，政府按每人200元的标准奖励给企业。

    2011年春节刚过，人口输出重镇成都、重庆两地政府纷纷动员外出务工者留在原籍工作。重庆多家企业在朝天门长途汽车站、火车北站、陈家坪长途汽车站等处，通过拉横幅、发传单、现场咨询等方式做宣传，希望返乡过春节的农民工能在今年春节后，留在重庆上班。

    此外，包括湖北、湖南等地也在节后批量举办招聘会，号召务工者留守家乡寻找机会。

    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留在生活成本较为低廉的原籍务工，而非东部沿海城市。这种劳动力回流的背后，彰显的是东西部工资收入越发趋同。

    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发现，2009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人数下降了8.9%，特别是珠三角地区，当年该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较上年减少22.5%。同时，外出农民工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就业人数分别增长33.2%和25.8%。

    一般来说，企业虽然握有订单，但难以及时招到足够的工人进行生产。这本来是企业遇到的困难，影响了正常的生产和企业的效益。中西部地区从主动组织进行劳务工输出，到婉拒东部的招人请求，一送一留之间，反映出我国用工状况已经发生巨变。

    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用工荒”的出现是一件好事。用工紧张现象的长期存在，将更有力地倒逼东部企业的转型升级，将劳动密集型企业向中西部转移，而在本地区发展附加值高、对外来务工者需求量相对较小的高利润产业。虽有短痛，但从长远来说仍不啻为一大益事。

    对此，苏海南指出，总的看，“用工荒”出现不是坏事，它表明我国已经到了产业产品结构大调整、经济布局进一步优化的阶段，我们可以借此用工压力推动经济转型、社会进步。

    “用工荒是好现象，说明中国产业正在转移，说明目前对农民工极端不利的恶劣环境有了改变的希望，说明前两代农民工无法受到教育、代际传递的贫穷有可能得到扭转。”著名财经评论人叶檀表示，“用工荒”是产业转移的正常现象，目前这轮的产业转移主要是指中低端制造业从东部转移到中西部。

    事实上，“用工荒”背后反映的是劳动力要素成本的上升，以及由此引发的要素配置结构的重大变化。由于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促使中国逐渐摆脱廉价劳动力的时代。劳动力供给由过剩向平衡乃至短缺过渡不可避免，再加上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推进，劳动力短缺和劳动力成本进一步上升将成为一种长期趋势。在这种压力下，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将势必加快。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人口研究所教授丁金宏表示，“用工荒”对东部沿海地区来说，既是不利因素，也是有利因素，可以降低东部地区对人口的吸引力，进行人口调整，也可以逼迫企业调整转型，向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型。那种依赖劳动力的低端产业将会被淘汰。

    产业转移转了吗？

    早在上世纪60年代，日本就出现过这种现象，当时日本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大约在50%左右。产业工人的短缺使日本制造业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日本采取了推动设备投资扩大、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办法予以破解。到了60年代末，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比例有大幅度的提升，出口结构的比较优势也迅速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知识密集型产业。

    从国际经验来看，“用工荒”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前奏。中国的产业转移和升级的过程正在加速。十余年前，富士康就开始在深圳以外的地区谋划企业布局，从最初的沿海城市逐渐向中部、西部地区扩展，目前已经在大陆拥有近20座大型工业园区，员工总数超过80万人之多。

    苏海南指出，以富士康为代表的这种产业结构的跨地区转移必然会带动劳动力流向的变化。那么，本轮“用工荒”又将在怎样的程度上促进产业转型和升级？

    “按照国际经验，往往在这个时候出现传统优势产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加低廉的国家，即所谓的雁阵模式。然而，由于中国幅员广大、地区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差异巨大，因此，中西部地区由于仍将保持一段时间工资相对低廉的优势，可以承接沿海地区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将逐渐成为新的制造业中心。”蔡昉表示，“沿海地区则应该以‘用工荒’为契机，加快产业升级和转移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承接，将共同完成产业结构优化的任务，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苏海南则认为，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多管齐下”解决“用工荒”问题，就要调整外出务工和就地务农就业的比较利益关系，合理提高外出务工农民工的工资福利待遇，借此机会推动形成劳资双方平等协商机制；要进一步加强用工信息发布和沟通，健全劳动力输入输出地信息互通机制；要大力建设城乡一体化管理体制，让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有关部门要组织做好农民工培训工作，促进提升劳动力整体素质；做好推动产业产品结构升级、经济布局合理调整相关工作，中西部地区对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要提供支持，东部地区要对就地实现升级换代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提供减免税费等多方面政策支持，从而促进企业更好地转型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