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芬 罗奇（耶鲁大学教授）：请问一下陈部长，您刚才强调中国贸易顺差状况的显著改善，听上去非常令人鼓舞，2月份出现了令人惊讶的逆差。但对于中国来说，多边贸易总体有些失衡的同时，与美国仍然存在比较大的失衡，当前中美出现了贸易关系紧张的局面。您如何解释这一反差现象，即多边层面中国贸易顺差在改善，而与美国的双边贸易顺差在继续扩大？

　　陈德铭：2011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量与美国相差900多亿美元，但是中国顺差1500多亿美元，美国逆差7372亿美元。按照这个统计，美国对中国的逆差仅占美国全部逆差的五分之一左右。有人说中国不应该实行出口导向的经济政策，事实上，中国从没有将“出口导向”作为经济发展的政策目标。长期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都是以国内消费拉动为主的。中国的贸易顺差逐年减少，几年间，从2800亿美元降到1500亿美元，与此同时，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对中国出口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中美之间的确存在着贸易不平衡的状况，但为什么美国有巨额的贸易逆差，美国自己不应该改善吗？美国提出“参考性指南”，即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余额占GDP的比重应低于4%。中国现在是2%，而美国是4.8%。因此，问题在于美国要努力改善其巨额的贸易逆差局面。当然，这一“特里芬难题”很难解决，但如果不解决，不改变美国的状况，如何实现我们讨论的主题，即实现均衡增长？

　　中美贸易应该在自由贸易的框架下讨论。一方面美国政府不断指责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另一方面美国进口商不断下订单给中国企业。我到中国企业调研时对企业说，你们加工生产出口到美国，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商务部长怎么看吗？了解我的压力有多大吗？这当然是一句玩笑话。因为我作为中国商务部长，必须秉承自由贸易原则，美国企业要买中国产品，向中国企业下订单，我当然不能阻止企业出口，否则就是违反世贸组织规则。

　　事实上，美国应该通过扩大对中国出口，解决中美之间贸易失衡问题。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军民两用品实行出口管制，到今天没有对中国放开。美国不断承诺要放开，并表示将制订向中国放开的政策。但3年过去了，仍不见任何实质性的改变。俗话说：“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现在楼梯也不响了。

　　因此，第一，希望美国尽早放开对中国的出口管制，不要以安全为由限制对中国的出口。中国将稀土卖给美国，美国却以安全为由拒将生产出来的产品卖给中国，若此，我们的稀土卖给你，我岂不是不安全了？第二，希望美国取消对中国企业的投资限制。中美经济有很强的互补性，美国在高技术和现代服务业方面有明显优势，中国企业的加工制造能力较强，其产品出口到美国、加勒比地区、南美洲等。美国劳动生产率高，工人素质好，如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建厂，不仅可以提高美国的出口能力，还可以辐射到周边国家和地区，从而有利于美国贸易赤字的减少，这是互利双赢的。

　　因此，仅讨论中美之间贸易不平衡问题意义不大。即便中美之间贸易平衡了，也改变不了美国对世界贸易的巨大不平衡局面。

　　蔡旭（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院长）：两天来有演讲嘉宾谈到促进内需的重要，没人否认其对拉动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内需就要提高中国服务业的竞争力。不仅服务行业本身，它对制造业的促进作用也很大。加强服务业，应放松监管，采取市场化原则，中国应建立比较合理具体的行动方案，尽早向公众公布3到5年服务业市场自由化方案或行动计划，以使行业内人士提前做出调整，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减少市场开放的外部冲击。韩国尝试过这样的做法，当时很多人反对，实践不很成功。但我认为中国可以做到。另外，服务贸易自由化在未来多边贸易体系中是一个关键问题，尤其在后多哈时代，已有人提出诸边服务贸易协议谈判，请问中国对WTO诸边服务协议谈判的立场如何？

　　陈德铭：中国强调的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投资和扩大消费两个方面。中国近几年在促进GDP增长方面，投资的拉动作用大于消费，但中国在制订和实施扩大内需政策时，始终把扩大最终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基本点并加以培育，当然这个培育过程将是比较长的。原因在于，中国老百姓口袋里钱还不多，不多的钱要还放在银行里储蓄。因为他们这些钱要用于子女上学，要防老，要看病，要用有限的收入保持一个较长的、较好的生活。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不高，社会保障体系不很完善。每个人都有权自主决定自己的钱是用于消费，还是用于储蓄。他们的选择一定是理性的权衡，要他们拿出更多的钱用于消费恐怕还需要一个过程。

　　13亿中国人以外的世界另外56亿人的消费也应该增长。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特别是美欧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困难，不是靠扩大中国13亿人的消费能够解救的，应该鼓励本国人消费，只有这样世界经济才能比较快地复苏。

　　关于服务业问题。中国正在研究制订政策，包括税收政策，如改变对服务业稽征税方式，改营业税为增值税，将服务业从制造业中细分出来，提升服务业的竞争力等。近年来，中国服务业发展迅速，一些城市的服务业占GDP比重已超过第二产业。对于中国国内企业而言，进入服务业完全是自由的，是鼓励的。您讲的服务业放松监管和自由化问题，我理解是中国服务业对国际的开放问题，服务业开放是通过双边谈判实现的，这是WTO规则，是国际惯例。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服务业开放程度是最高的。按照世贸组织规定的160个服务业门类，中国已开放了106个。按照内地与香港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中国内地93%的服务业已对香港地区开放。

　　在世贸组织多哈回合服务业谈判中，中国不可能单边开放，应该是相互开放，谈判是利益博弈，应该互有所得。我不认为现在是后多哈时代，中国和绝大多数成员都认为要将多哈回合向前推进。多数成员认为，应就一些问题先期达成协议，如给予最不发达成员免关税、免配额的“双免”待遇。但至今，这个让最不发达成员等了十年的结果也未能达成。但中国胡锦涛主席已于去年向世界宣布，为进一步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方愿在南南合作框架内，对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97%的税目的产品给予零关税待遇。

　　服务业谈判是需要的，但不能就服务业单独达成协议而不顾农业和非农领域的谈判，不顾发达成员巨额农业补贴造成世界农产品价格的严重扭曲和当前的粮食危机问题。所以世贸组织谈判应该是一揽子的、平衡的。中国注意到世贸组织十几个成员进行的服务贸易诸边协议讨论。我们认为这与多哈回合谈判是两码事，这一讨论不应干扰多哈回合谈判进程。我们主张WTO成员间的所有协议应通过多边渠道，而不是在诸边范围内讨论，希望诸边服务贸易的讨论是开放、透明和包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