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本报记者冯蕾　颜维琦

　　嘉宾：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宋晓梧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　　苏海南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杨宜勇

　　编者按：今年2月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就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重点工作提出八点意见，第一点中就提出，“按照优化需求结构、供给结构、要素投入结构的方向和基本要求，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而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的根本途径，是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今天，本报特邀三位收入分配领域的权威专家，共同分析我国收入分配领域的突出矛盾，并提出应对之策。希望对读者了解我国收入分配改革有所裨益。

　　收入分配，民生之源。近来，收入分配改革正在紧张酝酿之中。

　　5月份，全国人大财经委就收入分配结构问题进行了密集调研。除了全国人大，近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全国工商联等都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就深化收入分配改革问题展开调研。

　　6月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在解读《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时，重点谈到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既是优化需求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举措，也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将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深化改革的重点。”

　　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不断下降

　　记者：您如何看待当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迫切性?

　　宋晓梧：应当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必然出现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这是不可避免的。但问题是，10％最富的人占有45％的财富，10％最穷的人只占有1.4％的财富，基尼系数高达0.45以上,肯定有失误之处。对于目前的收入分配状况，我认为，最需要引起重视的就是要扭转工资总额占GDP比重不断下降的局面。1980年、1990年和2000年分别17％、16％、12％。2000年后，这一比重略有上升，徘徊在12％-12.5％之间。再考虑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和垄断行业职工收入过高，与改革初期相比，可以断定，普通职工的实际收入占GDP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了。在一些地方，劳动者的工资，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曾出现过十几年不增长的局面。这种状况造成居民消费比重失衡，已经严重影响到宏观经济的投资与消费比例，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和未来的长远发展。

　　苏海南：当前的分配关系不合理可以概括为“两降四大一不顺”。

　　两降，一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降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1995年为 67.3%，2005 年降为54.1%，2007 年再降为50.6%，十二年间居民收入所占比重下降了16.7个百分点。二是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总额中的比重持续下降。

　　四大，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偏大。城镇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近三年一直保持在3.3倍左右，而国际上许多国家城乡收入差距一般只有1倍左右。二是地区收入差距偏大。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地区居民收入有了较大增长，但地区之间收入差距仍呈现出继续拉大的趋势。三是行业工资差距进一步扩大。2008年，非农行业细分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为证券业，人均17.21万元，最低行业为畜牧业，人均1.083万元，二者相差15.93倍。四是群体之间薪酬差距迅速拉大。企业高管薪酬水平与其他职位人员薪酬差距扩大，比如，少数金融企业高管薪酬是是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140多倍，个别企业高管薪酬是社平工资的上千倍；居民收入最高组与最低组相差十多倍。

　　一不顺，就是组织层级之间、机关事业与企业之间分配关系尚未理顺。一些地方下级行政机关工资水平高于上级行政机关；某些中型金融公司薪酬水平远高于金融大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单位，某些中小公司和集团公司下属单位薪酬水平高于大公司或其集团公司总部，出现薪酬水平倒挂现象；行政机关参考企业薪酬水平确定调整公务员工资的机制尚未建立，在有的地区公务员工资成为引领社会平均工资变动的指示器，不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通行惯例。

　　杨宜勇：衡量分配制度是否公平，最好的标准应该是基尼系数。1978年前我国分配制度是“一大二公”，基尼系数大概是0.18左右，非常公平，但没有效率。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生产领域进入市场经济，分配领域也就跟上了。公平与效率是相辅相成的。市场失灵或者市场机制不健全，公平就会被损害；公平的损害，可以使效率进一步降低。当前的问题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出现了混乱。行政力量在初次分配领域仍然发挥作用，垄断行业以垄断地位获取垄断利润、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都加速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因此，此次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解决公平问题，主要是调整国家、企业、居民三者的收入结构，居民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要扩大，同时适当压缩企业和国家的收入。我们希望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改变“分蛋糕”的方式，让居民吃到更多的“蛋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