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民众自认为看得见够得着的官员样本，县委书记早已不再只是权力的载体，也不再仅仅作为耀眼的政治明星和政坛新星让民众仰望，他们也有较大的职位压力，也能真切地感觉到与权力相伴生的危机感——这不全是官员们别样的矫情和娇嗔。

　　围绕县域经济的竞跑和考核，县委书记的压力又天然地充满着GDP气质。由此一来，仅经济实力位次的较劲、刻不容缓的招商引资进项之类，就足以令县委书记们不用扬鞭自奋蹄。广西荔浦县委书记罗永东说，“以前当县长的时候是没时间睡觉；当了县委书记是睡不着觉。”毫无疑问，居于压力顶端的县委书记们的牺牲是最大的。不仅自己长期处于“白加黑”、“5+2”的工作状态，甚至于由交流任职带来的连锁反应，还捎带着让家人团聚、孩子求学之类都处于一种不确定的压力状态。

　　权力本身也意味着压力。随着社会的进步，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已经越来越清晰地成为一种社会共识。而转型时期，权力需要评价和监督亦正在成为常识和现实。县委书记们的压力在这一层面更是呈现出两面性，一方面，权力的分配、资源的调度、官帽的派发，让他们容易成为资本和权力赤裸裸地追逐的对象；另一方面，重权在握身任要职，他们的施政风格、政绩诉求以及个人风度之类，也容易招致物议纷纷。这一切他们暂时未必能适应和习惯，但县委书记本来应该是一个有压力和危机感的岗位，否则就不太符合现代权力的逻辑。

　　不过，无论持续高位运行的以GDP为标志的经济较量，还是防不胜防的腐败追逐；无论是必要的治懒治庸等吏治风格，还是较流行的在干部队伍身后“时刻拿着鞭子抽”的铁腕政治之类；只要是拿捏有度，都大有希望换算成官员的政绩。从结果导向来看，当县委书记们的事业如火如荼、官帽节节高升之际，他治下民众的幸福指数是否也相应地有了提升？换言之，如果我们的县委书记们努力过了、拚搏过了、极大的压力指数杠过了，县治的各项事业并未有大的起色，尤其是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因政绩折腾所导致的拆迁、行政开支泛滥挤压民生之类不增反减，正所谓“官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那么这种官员压力的价值何在？

　　已经不乏专家建议，要将民众的幸福指数纳入政绩考核，有的地方甚至于由官员主导试水民生幸福指数评价体系，其着眼点的确值得肯定。如果首先能从县委书记皱眉的压力背后，看到民生幸福的笑靥，则县委书记幸甚，百姓幸甚了。 （严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