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30年前,中国经济特区宣告成立,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可以说,特区改变了中国,本报今起起推出《特区改变中国》系列报道,开篇重磅推出连续报道,特记经济特区创办之初的重要“操盘者”、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
本报采访了谷牧长子刘念远将军等人,追缅老人留下的“特区记忆”,汲取拓荒者的“改革智慧”。1978年5月,从来没有出过国的谷牧带团去西欧五国考察访问。回国后,他写了一个很长的报告,“石破天惊”提出我国当时的经济技术水平,“同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大体上落后二十年”。这最终促使中央下了对外开放的决心,也为特区的成立埋下了伏笔。
“中国开放的操盘者”、“改革开放的开拓者”、“经济特区CEO”,这是国内外媒体给予谷牧的高度评价。
谷牧向邓小平同志汇报工作。
采访时间:2010年7月14日
对话人物:
刘念远(谷牧长子,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某部退休少将)
刘会远(谷牧次子,深圳大学退休教师、区域经济研究所原所长)
去年11月,96岁的国务院前副总理谷牧在北京平静离去,留下了特区拓荒一代的光荣与梦想。
2004年小平百年纪念之际,南方日报记者曾赴京采访谷牧,感受改革者风采。去年老人辞世,本报送去花圈,送上南方的怀念。今年特区30周年,我们又专程来到北京西单附近一座安静的四合院,走进老人晚年会客的书房。
谷牧长子刘念远将军指着书房说,这里原来是傅作义的官邸,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重修过,父亲晚年一直住在这里。
斯人已去,好在有些记忆是震不坏的。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暂行条例》,经济特区在中国正式诞生。《纽约时报》惊叹:“铁幕拉开了,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鸣响。”
“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这种关于特区开创的浪漫主义叙事,无疑省略了其中的踯躅与艰辛。30年后的今天,重温“杀出一条血路”的既慷而慨,也许更能体味特区对于中国的特殊意义。
“中国开放的操盘者”、“改革开放的开拓者”、“经济特区CEO”,这是国内外媒体给予谷牧的高度评价。他既是毛泽东时代的副总理,也是邓小平时代的副总理,邓小平说他是“明白人”,叶剑英说他是“改革开放的侦察兵”。
就是这样一位深谙儒学、恪守理性中庸之道的老人,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受中央委托带领特区杀出了一条经济对外开放的血路。对于特区来说,他既是中央的决策者,也是一线的指挥员。
为了来自南方的怀念,刘念远特意召集了一个小型的“家庭会议”:他与参与《谷牧回忆录》统稿的二弟刘会远,以及谷牧晚年秘书张守德,与我们一起追缅老人留下的“特区记忆”,汲取拓荒者的“改革智慧”。
新中国首次派团访欧元首争邀“谈经济”
1978年,百废待兴的中国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大门。
5月,从来没有出过国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团,去西欧五国考察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政府经济代表团。
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比利时……一个多月马不停蹄的考察,谷牧对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有了实感:“不是我们从苏联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上获得的那些老概念了。”“差距太大了,很有咄咄逼人的紧迫感。”
正是这支“侦察兵”,为开放前夜的中国带来了宝贵的“情报”与决心。
南方日报:说起特区的草创,可以追溯到谷老的西欧考察之旅,“开眼看世界”拉开开放序幕。
刘念远:1976年“四人帮”被擒,父亲高兴地喝了将近一瓶的茅台。他一方面感到“庆父已除,国家将兴”,另一方面又感到经历十年浩劫,国民经济千疮百孔,重整河山,任务艰巨。
1978年,父亲带队考察西欧五国。成员中有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王全国等六位部长或副部长级干部。临行前,邓小平同志专门在北京饭店听取汇报,指示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些问题”,什么都看,他们成功的要看,他们失败的也看,看现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世界。
巧合的是,5月11日,“真理标准大讨论”一文见诸报端。第二天,父亲率领的西欧考察队抵达法国。
南方日报:据说他们此行,接待规格出乎意料地高?
刘念远:父亲本来以为,按照国际交往对等原则,会谈对象可能是副总理一级的人物。可是所到国家,同他会谈的都是总统或总理级的人物。法国总统德斯坦、联邦德国总统谢尔、瑞士联邦主席里恰德,比利时国王、丹麦女王都见了。
在联邦德国访问巴伐利亚州时,州长卡里在宴会上说,听说你们资金困难,我们愿意提供支持,50亿美元怎么样,用不着谈判,现在握握手就算定了!从丹麦去联邦德国,代首相在机场送行时说,你要到大国访问了,希望不要忘记我们小国。
父亲说,这些国家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产品要找销路,都很想同我们拉关系,做生意。只要我们做好工作,许多事可以办。
坦认“落后二十年”老帅震动支持改革
回国后,谷牧写了一个很长的报告:《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
报告提出了一个当时被称为“石破天惊”的结论:“我们现在达到的经济技术水平,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差距还很大,大体上落后二十年,从按人口平均的生产水平讲,差距就更大。我们一定要迎头赶上,改变这种落后状况。”
考察和讨论的成果,最终促成了中央推行对外开放的决心。当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作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战略决策。
南方日报:谷老当年的报告很大胆。
刘念远:他在报告中直言:“我们的上层建筑,很不适应发展对外贸易的要求。我们一个省市,比欧洲一些国家还大,可是省市管理经济的权限却很小,很少主动性,省市在计划财政物资的管理上并没有真正成为一级,许多事情都得跑北京来解决。而且,往往一个问题,跑几个部门,等几个月,还没有结果。”他建议要给有条件的地方“放权”“搞活”,这其实就与经济特区的早期设想不谋而合。
1978年6月下旬,党中央、国务院的许多领导同志听了他的详细汇报。这个会开得时间很长,从下午3时30分一直开到晚上11点。
叶帅从战略上强调:我们同西欧几十年没有打过仗,他们希望中国成为世界稳定的力量,我们需要他们的先进技术,他们资金过剩,技术需要找市场,引进技术的重点应放在西欧。聂帅态度坚决地说:过去我们对西方的宣传有片面和虚伪之处,这反过来又束缚了我们自己。谷牧这次调查比较全面,应当拍板了!不要光议论了!
南方日报:老帅们都很支持改革开放啊。
刘念远:我讲一个故事。会后不久,聂荣臻元帅还觉得不过瘾,让父亲到家中详细介绍出访西欧的情况。
一进门,父亲刚想从公文包里拿出考察报告,聂帅就摆手说:“不用拿了!谷牧,你这个报告写得太好了,我都看了五六遍了!你看,我都用不同颜色的钢笔、铅笔,做了好多记号、眉批。真想到当年留学和工作过的国家走一走,看看他们战后是怎么发展的,可是我80多岁了,走不动了。现在借你的眼睛,逐个给我介绍法国、德国和比利时的变化。”从下午3点一直谈到晚上9点,聂帅还留父亲在家吃晚饭,言犹未尽。
父亲后来在回忆录中动情地写道:听着叶帅、聂帅、先念等同志发言,我眼前又浮现出1967年所谓“二月逆流”时三老(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四帅(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艰苦抗争、痛斥江青等人的情景(编者注:当年谷牧和余秋里被诬陷为“二月逆流的小伙计”受到批斗)。事隔11年多,我们终于可以摆脱极左思想的束缚,痛痛快快地放手工作了。而在这关键的时刻,又正是这些我非常敬重的前辈给了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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