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宪法，主要功能是列举公民权利、界定权力边界，而界定权力边界处于更核心地位。把高校章程理解为校内“宪章”或“宪法”，其实恰如其分，而孙霄兵司长谈论的三大作用，看起来面面俱到，该想到的都想到了。但面面俱到，就有可能冲淡高校宪章的主旨，重点不突出。

　　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正在推动高校“立宪”，却没有成熟的“高校宪章学说”。有关宪法的学说、思想，对各国立宪实践具有指导意义，事关立宪与宪政的成败。很多立宪先贤早就认识到，宪法的核心是限制和规范权力，只有限制权力，才能保障公民权利。高校章程既然被称为“宪章”或“宪法”，就不是一般的“规章制度”，而是要解决行政权力与教授权力、学术权力的关系问题。

　　我们不妨设想，高校章程让校长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同时维护学术活动的独立性，但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二者能否兼容？现在以校长为代表的大学行政权力已经够大了，一旦校长能够“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行政权力岂不“一股独大”。权力天然具有自我繁殖、扩张的倾向，在“独立”而强势的行政权力之下，所谓学术活动的独立性就成了纸上谈兵。

　　推动高校“立宪”，肯定不是为“立宪”而“立宪”，而是一场深刻的大学变革，有其现实针对性。当前高校最为人诟病的地方是“行政化”，温家宝总理2010年“ 两会”前与网友交流时就强调，教育行政化倾向需要改变。高校“行政化”的突出表现，是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之上，大学的价值导向不是教学和学术，而是担任一官半职，教学和学术被边缘化了。钱学森痛心的“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原因也在此。高校“立宪”，无疑是要彻底改变目前这种价值导向，将教书育人与科研确立为高校的核心价值。

　　要将教学与学术张扬为高校的最高价值，就必须对行政权力进行规范和限制，使之为教学与科研活动服务。大学作为大型教育机构，没有高效的行政管理是不行的，没有管理，大学就会成为一盘散沙。但行政权力不能凌驾于教学与学术之上，这就决定了权力必须有其明确的边界。近几年，民间经常探讨“教授治校”的可能，而开明的大学校长则主张校领导从学校学术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退出。其实，这些委员会一年开不了两次会，在学校权力格局中影响有限。真正的大学改革，是把过大的行政权力转移给学术组织和教授们，实现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相互制衡。

　　高校去行政化，实质就是实行民主管理与学术自治，把教授们的积极性与智慧调动起来。自治是一切组织的活力之源，大学教授是智识群体，无疑具备自治的能力。既然涉及“权”的此消彼长，高校“立宪”就不能由谁单方面说了算，而应交各方协商和谈判，达成妥协。如果以校长为代表的行政权力受到约束，客观上也就实现了高校的“管办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