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陈永贵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后，周总理建议他把户口迁到北京来拿工资。可是他不转户口，说要带个头，立个榜样。仍在大寨拿工分。大寨大队给这位国务院副总理记满分画满勤，每天的劳动工值1元5角钱。除了大寨的这笔工分收入外，山西省根据陈永贵兼有省里的职务，每个月给他补助100元，国务院每月给他生活补助36元。136元加上一个壮劳力的工分，就是陈永贵可以挣来的全部月收入。偏偏他的客人多，经常留客人吃饭，这点钱实在不够用，只得抠紧点，省着用。有一天纪登奎和陈锡联到陈永贵家吃山西拉面，炊事员买了一只鸡，陈永贵见了问：“买鸡干啥？我不吃这个鸡，人家来是吃面么，咱就这伙食。”陈永贵常常端着一大碗小米粥或面疙瘩，放上几根老咸菜，端个小板凳在小院中一坐，呼噜呼噜一通就算吃饱了。

　　二、最显酒量的一次。

　　1975年12月26日，那天晚上邓小平主持政治局开完会，江青提议大家吃顿饭为毛主席过生日。服务员端上茅台酒，“四人帮”一方的人就哄着要灌陈永贵，陈永贵道：“你们也别灌，这么办吧，毛主席他老人家多少寿，我就喝多少杯酒。”那天是毛泽东82岁生日，服务员便端上满满一托盘亮晶晶的高脚杯来，陈永贵一口一杯，在众目睽睽下一口气全干了。回家的车上对司机说：“哎，我喝多啦，他妈的想灌醉我，想整我，没门！”

　　三、最怕学习政治理论。

　　有一段时间，每天下午陈永贵要到王洪文住处去学习马列著作，学什么《哥达纲领批判》，念什么费尔巴哈。每次学习回来陈永贵就如大病一场，双手抱着头，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他不想学，可是不学不行。有次实在烦了，“王办”又打电话让他去学习，他对接电话的警卫员叫：“你就说我不在了！”

　　四、最伤脑筋是批文件。

　　陈永贵40岁时才扫盲，没有多少文化。当上副总理后经常要阅批文件，常常有字不认得，又不好意思老是问人家，就在房里发愣，苦动脑筋，回忆着那个字像是在哪里见过的。有一次他要在一份文件上批“待后处理”，可这个“待”字想了半天也想不起来，中央办公厅催交文件，他只好厚着脸皮问秘书“待”字怎么写，秘书告诉他，“招待所”，“接待室”，不都是有那个“待”字吗？陈永贵一听，拍了脑门一掌：“难怪面熟，果然就是见过面的。”

　　五、最难受的是无所事事消耗粮食。

　　陈永贵刚到中央工作时，起初他和他的秘书以及警卫都住在京西宾馆，吃住一笼统。中央的领导人好像习惯了下午和夜晚办公，上午无事可干白白地消耗粮食，他心里难受极了，便背着双手不停地在花园里打转转，一副无所适从的模样。

　　六、最让他纳闷的是一大帮人伺候他。

　　1974年8月，中央通知陈永贵搬进了钓鱼台，住进了三号楼。楼里三个服务员，一个大师傅，一个司机，再加警卫和秘书，一大帮人都是伺候他的，他心里十分纳闷：“一个人怎么会要这么多人服侍呢？”不让他叠被子打扫卫生，反而增加了他心里的负担。他真想把这一帮人带回大寨去帮他种田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