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国家实行计划经济政策，上海的副食品供应出现紧缺现象，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当时的上海市领导想到向国务院要土地扩大菜田，保证食品供应，从而有了上海的十个县。

　　裴先白，湖南澧县人，1916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建国后历任上海市第二商业局局长、上海市财贸办公室主任、上海市副市长等，长期分管商业和郊区副食品生产。《现代上海研究论丛》第8辑（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收录了裴先白的口述实录，回忆十县并入上海的幕后故事。

　　■向国务院要土地

　　上海的副食品供应，过去有一个说法，叫做“吃全国”。但从1953年计划经济开始以后就出了问题，因为在计划经济下，各个地方都按照自己的发展和需求作出副食品生产规划，就不会去计划上海需要的那部分。为此，当时我们就考虑扩大菜田，确定了13万亩蔬菜田。

　　实际上，那时上海是小郊区，基本上全部也就只能规划那么一点地方了。但考虑到上海副食品生产要自己满足自己，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上海郊区太小了，13万亩达不到这个要求。我们想能不能拓展土地，争取把菜田从13万亩扩大到23万亩。

　　那时柯庆施同志已经来上海了，我曾跟他讲过这个事情，说23万亩，我们郊区土地是不够的，因此扩大上海郊区是唯一的办法。是不是能上北京跟总理讲，向国务院争取划几个县的土地给上海。柯庆施同志也表示，上海要自己搞副食品的话，是要有自己的菜田。

　　柯庆施叫我们去汇报，讲一讲蔬菜种植规划这个事情，争取把“上、嘉、川、宝”，就是上海、嘉定、川沙、宝山四个县先划归上海。结果总理讲，划给你土地，不划土地不行，不划土地你将来蔬菜都没吃的。

　　实际上，当时上海要是不扩大郊区的话，有两个问题不能解决：一个是副食品的种植养殖不能解决。我们管蔬菜管副食品的部门，感觉自己手里没点东西不行，那有东西就要有土地；第二个就是没有路走了。因为上海“一出门”，就是江苏的地方了。我们在这边修马路，一下就修到了路口上，跨过去那边就是江苏省的地方，而他就不给你接着修路，因为他不需要。所以，上海的城建部门也支持我们的意见。

　　1958年1月17日，国务院批准把江苏省的上海县、嘉定县、宝山县划归上海市管辖，蔬菜和副食品用地相应得到了扩大。

     ■十县划归上海

　　但不久，上海进入了“大跃进”时期。伴随“大跃进”，农村搞公社化，结果副食品供应又不行了。

　　虽然是上海的郊区，但因为公社化也讲计划，讲基本核算，郊区各公社都是管自己的，没有人管上海市区的副食品供应。上海市区需要的副食品，没有人给了。同时，各省市供应商手里东西也越来越少。

　　实际上倒不是完全没有副食品，而是被分割掉了。以上海郊区为例，其生产的副食品原先都是先提供给供应商，到后来，你要的很多副食品，当地要先满足自己。你吃肉，当地农民也吃肉。过去农民肉吃得少，你能先得；现在大家生活提高了、改善了，都要吃肉。所以，郊区生产的那点东西，种的蔬菜和养的猪啊，得先满足自己，之后能给你的东西不会很多，这很自然。外省市也一样。副食品生产的地方不多，产地本身不仅要消费一部分，而且消耗量比以前多了，所以没有更多的东西可以给上海了。于是，副食品供应紧张的矛盾就一天一天尖锐起来，出现了市场和计划的矛盾。

　　这样，我们感觉上海郊区还是太小，必须再次扩大郊区。在划归“上嘉川宝”中的三个县后，我们又提出了划归整个松江专区。

　　这时候柯庆施经常说我，说你只想要人家的地方。我跟他开玩笑说，你讲上海是哪个的地方？上海是中国的地方，松江不也是中国的地方嘛？他说，我是从江苏来的，我们老从江苏要土地，我也不好意思去说。我说不行，这事不好讲人情的，没东西你就是没东西啊，拿不出副食品，这不行。曹荻秋副市长对此有过表示，说裴先白讲的是有道理的，不然到最后没副食品，大家都拥着要怎么办呢？所以，曹荻秋听了划土地的事，还是慢慢地同意了，跟江苏省商量。1958年11月21日，国务院又批准江苏省苏州专区的川沙、青浦、南汇、松江、奉贤、金山六个县和南通专区的崇明县划归上海市管辖。

　　■公养还是私养

　　江苏10个县划过来后，上海副食品生产就好布局了。上海郊区蔬菜种植面积从13万亩扩大到23万亩，第二次又扩大到36万亩，第三次再扩大到43万亩。 1959年，我们提出了两个政策：一个政策是“43万亩种蔬菜”，另一个政策就是“一亩田，一头猪”，解决猪肉的问题。

　　“43万亩种蔬菜”的含义不但是指副食品，当时提了个口号叫“瓜菜代”。因为1959年开始，进入三年自然灾害，当时粮食不够吃，就用瓜、菜来代替粮食。我对柯庆施提出，蔬菜种植面积要扩大到43万亩。他说，你哪里要吃这么多蔬菜？我说不是要吃这么多蔬菜，是不吃蔬菜不行了。群众粮食不够，至少他能多吃些蔬菜，这是很自然的。扩大到43万亩，这样就可以解决上海的蔬菜问题，包括“瓜菜代”的问题。

　　当时我们提出“一亩田，一头猪”，既养猪，又种菜。就是每一亩田我们安排养一头猪，政府给饲料，让老百姓养。在农村公社化的时候，我们要求公社里每个生产队养一百头猪。国家出钱，农民办养猪场。这样，全市养猪规模达到了60多万头，建了许多百头规模的养猪场。

　　在落实养猪这个大政策的过程中，发生过一些争论，就是猪由谁养，公养还是私养？有的讲应该公养，认为社会主义不能搞私养，不能发展资本主义；有的讲要私养，养猪过去是家家户户养的，不私养搞不起来。当时认为这个所有制很重要，公养还是私养，政策上有很大的区别。这个问题曾经提到柯庆施那里。我对柯庆施说，柯老，猪的养殖还是要搞点私养，没有私养不行的，老百姓不会有积极性。柯老原先赞成“公私并举，公养为主”的提法，最后他也让步了，他说就是公私并举吧，不要加后面那句话了。最后，一亩田养一头猪，43万亩蔬菜田，就把郊区副食品供应这个大头稳定下来，上海副食品供应慢慢就好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