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叫我老赵。”12月10日晚,济南,赵启正对记者说。

    “看到‘小悦悦事件’,我恨不得直接去救小悦悦”,“叫我老赵,赵老师也行,就是别叫老板”……12月10日晚,本报记者在济南专访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赵启正,再次感受了赵启正的独特风格,睿智依旧,但比以前多了几分深刻、犀利和感性。

    从“浦东赵”、“外宣赵”到现在的“赵老师”,如今赵启正如何看待他的新闻发言人生涯?又对教师职业有何思考?

    “我恨不得直接去救小悦悦”

    齐鲁晚报:最近您有一句话特别有名,就是您在察哈尔公共外交年会上,回答小悦悦被轧事件时说:‘看到小悦悦事件,我恨不得跳进电视里唤醒路人。’从这句话里可以体会到您那种急迫的心情。

    赵启正:他们说的不对,我不是说跳进电视唤醒路人,我是恨不得直接去救小悦悦。“小悦悦事件”,对全体国民都是一个刺激。有个电视节目把小悦悦被轧后八分钟的录像全部播出来,我看到路过的人基本上都看见了,但是他们没有管,假装看不见。当时我的心都被磨碎了,可以说是心如刀绞。不要说人,动物都不该如此。但是,也许是我要求太高了。

    齐鲁晚报:如果是在全国两会的新闻发布会上,恰巧有记者问到这个问题,您会怎么回答?

    赵启正:中国有13亿人口,国民层次必然有高有低。恰巧小悦悦身边的18个人视而不见,这是令人痛心的。那么我就该调查,这些路人受过什么样的教育?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我相信这是一个个别事件,我不相信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

    在“小悦悦事件”中,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给予了声讨,说明大家不赞成。这就是中国道德的基本力量,这股力量还是占上风的。

    齐鲁晚报:我想问一下,在新闻发布会上,如果领导对于敏感问题要求有回答“口径”,您会怎么办?

    赵启正:以前我是代表国家发言,不会再有领导告诉我该怎么说、怎么办。我发言只要求讲事实,事先我必须知道事实,否则我没办法回答。

    “口径”的问题,只是原则问题,比如台湾问题,口径就是一个中国。

    齐鲁晚报:也就是说,在回答问题前,您必须对事实非常了解。

    赵启正:新闻发布会的问题是随机的,我坐在前面,难道后面还要连着一个小话筒,接着总理,一个一个请示该如何回答么?

    “国家形象不是靠新闻发言人来塑造的”

    齐鲁晚报:做人有人缘,国家也有国缘,您觉得中国现在的国缘怎么样?

    赵启正:我们国家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并不跟随某些强势国家。某些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遏制和接触的双重政策,这就导致他们的媒体对中国不够友善,他们的报道也让中国的国缘不够好。

    齐鲁晚报:我们一般是怎样应对?

    赵启正:有一句话,叫真金不怕火炼。中国只要能够保持独立的国格,对弱小国家一视同仁,保持以善意解读国际事务,中国的国缘就没有问题。当然,中国有些地方自己也需要改进,比如咱们的商品质量就不太争气。

    齐鲁晚报:您的学生王旭明(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现任语文出版社社长——编者注)曾说过,您告诫他们,‘你们必须把工作做好,如果工作没有做好,就靠新闻发言人,就靠嘴去说,那效果非常有限。’当您代表中国发言时,是否也遇到过这样的困惑?

    赵启正:当然有,比如“小悦悦事件”,这就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的地方,还比如出现的一些事故。国家的形象不是靠新闻发言人来塑造的,应该靠国家本身的建设来塑造。

    齐鲁晚报:那您在发言时会怎么做?

    赵启正:现在我们进步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可以说是每天一个新中国。但是我们的不足也要说清楚,那才是真实的中国。假如中国有七分成就、三分不足,那你就要全说出来。如果你只说七分,三分不说,人家对你的七分也不会相信。

     “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

    齐鲁晚报:现在您的另一重身份是老师,已经带了学生,也多了一些思考的时间。您如何看待教师这份工作?

    赵启正:我带过两类博士生,一类是经济的,一类是新闻学的。我跟他们说,我并不是以讲知识为主。我想给他们讲的是观察力、分析力还有自己的判断能力,这是没有固定的知识的。因为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刻,可能会有不同的做法。我更希望自己能教给他们治学的态度和治学的方法,以及对学术承担的勇气。

    齐鲁晚报:您在教授公共外交的知识和理念时,感觉其中有永恒的东西吗?

    赵启正:没有永恒的东西。这个世界很少有永恒的事物,一切都在变化中。

    齐鲁晚报:要是从一个外交家的视角,您如何看待教师这个职业?

    赵启正:从“小悦悦事件”,以及现在社会上一些令人遗憾的事情看,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一位俄罗斯朋友跟我说,俄罗斯完蛋了,因为他们的学生都为教师送明信片、送花,这是送礼,所以他说俄罗斯的教育完蛋了。

    我听后非常惭愧,我们的教师也有这种情况,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一个老师问学生,你爸爸怎么上班?孩子说,开车上班。那老师也许会说,等我搬家时,让你爸爸出车吧。如果小孩子从小知道送礼管用,那他长大后就会认为唯利是图是天经地义的。因此,我认为很多问题出在教育上。

    齐鲁晚报:那您认为应该如何改变呢?

    赵启正:不仅教师有责任,政府也有责任。但从历史上看,很多中国人的劣根性,比如不诚实的问题,不是现在才有,而是自古就有。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如何把我们落后的弱项变成强项,克服我们的不足。

    “我走的路是时代使然”

    齐鲁晚报:以前大家曾称您“浦东赵”、“论坛赵”、“外宣赵”,现在您又当了老师,带了博士生,如今您希望大家怎么称呼您?

    赵启正:叫我老赵,赵老师也行。他们有时叫我赵老板,但我又不是资本家。别人爱叫什么就叫什么,但别叫我老板。不过我也常常在想,我够得上老师吗?我该怎样做,才能对得起这个称呼?

    齐鲁晚报:您是出身物理世家,您和三弟赵启光都是从事文化和国家形象的研究,这是一种巧合还是必然?

    赵启正:这是时代使然。我父母都是物理学教授,从小我们就受到这方面的熏陶。我二弟当时研究激光物理,我搞了20年的物理,后来受到时代召唤,从政25年。老二一直是走科技道路,老三研究的是文化,我们兄弟三人三条路,这是时代使然。

    齐鲁晚报:但是,最终您和两个弟弟都与父母一样,成了老师。

    赵启正:这是一个必然,从小我就觉得当老师是一个最好的工作,结果没做成,现在我好歹是老师了。

    齐鲁晚报:如今您再回头看您的职业生涯,有什么经验和感悟?

    赵启正:我走的路是时代使然,就好像滔滔长江黄河,你只是其中一叶扁舟,可以中流击水,也可以停船靠岸,但是不要逆势而动。说实话,我很幸运,我小时候受到了比较完整的教育；“文革”后,知识分子又受到了重视；而改革开放又选拔出一批大学生青年人才,这些我都赶上了。大命运和个人努力是结合在一起的,机会给了有准备的人。（文/片　记者　张榕博　郭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