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则工业和信息化部迄今为止发布的最详细的“手机扫黄”方案细则，首次明确提出将联合公安部、国务院新闻办等加快立法进度。同时，该方案特别提出，鼓励用户提供有效身份证件等信息进行实名登记和补登记，逐步提高电话用户实名登记的比例。

    事实上，社会各界对手机实名制呼吁已久，但一直“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今年两会期间，广东省政协委员汤镇业提交了《手机实名制可治“信骚扰”》的提案，引起舆论广泛关注。

    电信专家陈育平表示，个人信息管理等各种配套措施尚未到位，运营商投入巨大，是手机实名制迟迟没有出台的原因。

    也有分析人士认为，民众对手机实名制抱有复杂的心态，甚至可以用“爱恨交织”来形容，这也是相关职能部门的顾虑之一。

    在扫除手机“黄祸”的大背景下，手机实名制正以强势姿态重新回到相关部门的视野中。

    通信专家项立刚认为，实行手机实名制增加了诈骗或其他电信犯罪的成本，可以有效遏制手机涉黄。此外，手机实名制对于利用手机进行商业广告骚扰也有抑制作用，实名制可以查处和预防大量号码被销售到不法分子手中。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通信信息研究所副所长徐玉认为，实施手机实名制打击手机色情，这一措施不是从用户角度出发的，而是从源头考虑的。徐玉介绍，手机淫秽色情信息的传播方式不仅是直接访问WAP，还有很大一块是通过手机短信直接群发传播的。

    “手机实名制可以对发送淫秽色情网站链接的短信进行溯源，知道散布的源头，从源头上进行打击。还有一个就是能起到威慑作用，对制作传输者和用手机登录访问者产生较强的威慑力。”他说。

    但徐玉坦言，手机实名制看起来很美，实施起来“真的很难”，因为对每个用户都实行登记，是一个庞大的工程。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共有6．79亿个手机用户，其中大约超过2亿的手机用户未实名登记。

    “要实名登记，就需要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城市的营业厅和售卡点倒还好说，农村怎么办？给每个营业厅和售卡点都提供一台复印机，这首先就是一个很大的成本。”徐玉说。

此外，移动运营商需要有大量资金投入。对用户提供的个人身份的真实性进行认证，也需要相当大的成本。如果将这个成本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消费者肯定不乐意。

    徐玉认为，以三大运营商的实力看，这些成本应该是他们能够负担得起的，运营商最大的担心是另一个运营商执行差一点，以此来抢市场，这就要看政府对实名制的执行力度有多大了。

    此外，一些手机用户也反映，如果强制推行手机实名制，会带来诸多不便。例如，对于经常旅行的用户来说，往往会临时买一个本地号使用，如果实行手机实名制，就需要携带有效证件，经过一定程序才能办理，这大大增加了用户购买号码的时间和复杂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网友对因手机“扫黄”而推行手机实名制的做法提出质疑，认为“手机实名制与手机‘扫黄’并没有十分直接的关系”。

    中科院博士李强认为，手机色情泛滥主要是运营商贪图利益，有关部门疏于监督，而法律制度又不完善所导致的，把希望寄托于手机实名制有点本末倒置。

    一些手机用户则认为，手机实名制影响手机用户的言论自由。此外，实行手机实名制后，一旦运营商将个人信息泄露出去，产生的后果令人担忧。

    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2009年央视3·15晚会曝光了中国移动山东分公司做短信群发业务，倒卖用户信息牟取暴利的事件。

    “如果隐私保护措施跟不上，实名后会引起很多麻烦。”易观国际分析师王留生表示，实名制确实有利于净化通信环境，但同时也应在隐私保护制度和措施方面加以完善和规范。

    徐玉也表示，要想让手机实名制真正成为遏制骚扰、打击诈骗的利器，隐私权益方面的立法工作就不能落后。在实行手机实名制的同时，还应尽快建立相应的投诉、受理和处罚机制，彻底堵住非法牟利的出口，以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

    据了解，目前美国、日本、新加坡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了手机实名制。徐玉介绍，这些已经实施了手机实名制的国家都出现了诸多问题。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通信政策研究所法制监管部的续俊旗认为，实行手机实名制并不能自动约束违法行为。通信行业主管部门应当通过必要的规则来明确相关各方的权利义务，加强对移动通信运营商的监管，加大处罚力度。（记者 田国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