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激荡三十年》一书中，吴晓波曾感叹中国始终无法诞生一家世界级的企业，不过，最近一家美国咨询公司的调查报告倒是让中国的民营企业“世界级”了一把，在被调查的36个国家的7400个私营企业老板中，中国私营企业老板的压力感与紧张感堪称“世界级”，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同行们。

经济学家科斯有言：“企业本质上就是面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在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之间找到一个边界。”

同样需要面对市场的不确定性，为什么中国人的压力就这么大，是心理素质不够过硬？

玄机不在市场之内——进入不确定的市场之前，他们往往要疲于应付太多确定的规则。

企业家们头一个要面对的规则是历史规则，简言之即“为国家之义，让国民之利”。从两千年前的盐铁官营到一百年前的铁路国有，再到如今我们熟悉的上游产业“寡头垄断”，翻译过来就是凡“关系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只能“国计”，不可“民生”。

当你面对一个不可能打赢的对手，直接的后果就是无人敢对你下注。

潘石屹当年曾经几经周折宴请过一位国有银行支行行长，酒酣之时，行长告诉老潘，“我们有政策，规定不能与私人企业家见面”。

三军未行，粮草先断。有时候，看看外企获得的超国民待遇，再看看4万亿元分配过程中的“亲疏有别”，怎么看都觉得民企像是带着镣铐起舞，没压力就怪了。

企业家们第二个要面对的规则是文化规则。儒家文化圈自古就有官商共谋的传统，在老外发明“寻租”一词之前，我们早就有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民谚，一旦缺乏监管的权力之手进入微观经济领域，企业家们便只能“不走寻常路”。

当然，也有长了“反骨”者，比如当年的孙大午。因为坚守商道，不愿意给信用社留下“买路钱”，孙大午搞起自己的“金融互助社”，最终却演变成了“没有受害人的非法集资”。

要么潜规则，要么被规则，老这么在“原罪”与“犯罪”之间选择，任谁都会紧张地“早生华发”。

当历史规则与文化规则同时横亘在眼前的时候，猜都能猜到，企业家们的压力增量有多大，无怪乎有企业家感叹“搞实业不如搞投机”。张维迎曾说过，西方的企业家是跟市场的不确定性作斗争，中国的企业家是同时与市场的不确定性和制度的不确定性作斗争。在面对市场之前，先要赢得在社会上的生存权。

而这种巨大的制度成本压力，必将极大程度地挤压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更值得担忧的是，这种压力增量将会多大程度上制衡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话说回来，看看马云、张朝阳、丁磊等人的成功路径，便不难发现，恰恰因为他们选择了高科技领域与崭新的商业模式，才成功规避了上游产业利润被平白瓜分的历史规则，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通过创造税收的方式与地方政府联姻，而不与特定的官员形成金钱上的资源互换关系。

在过去30年，巨大的制度成本似乎并没有影响中国GDP的保8保9，但这很大程度是由于中国出口导向型的整体经济路径选择所致，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暂时对冲了高制度成本劣势。当产业升级成为不容回避的选择，技术革新与商业模式革新将取代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成为制胜之道，这种财富的属性将注定与权力无关，而与信息透明、法治公平的市场具有先天的契合度。

转型大戏，早已拉开帷幕。（林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