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中国社科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北京联合发布《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1)》蓝皮书。该蓝皮书认为,中国已成为世界新媒体用户第一大国,网络舆论在近七成的事件中起到了推动政府解决问题的正面积极作用,且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中的一股重要的“主流”积极力量。

　　按照传播学者诺依曼的理论,舆论是我们的社会皮肤——它不仅是个人感知社会“意见气候”变化、调整自己环境适应行为的皮肤,又在维护社会整合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防止由于意见过度分裂而引起社会危机。随着网络时代向纵深发展,尤其当微博成为公众表情达意的新通道之后,中国社会的舆论格局已经出现了一些新形势和新变化。

　　最突出变化体现在,微博时代的传播生态中,信息的生产、传播和反馈机制渐趋多元,人人手中都有一个“麦克风”。当一个社会热点在微博江湖中风生水起之时,如果传统媒体和事件相关各方仍和以往一样“失明”、“失语”,甚至仍然坚持一种“捂盖子”的习惯做法,很容易陷入被动,错失转危为机的良机。对于媒体来说,漠视网络舆论会增加自我边缘化的风险；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若不能适应微博时代的传播新语境,轻则会因为Out(过时)而损害形象,重则有可能因公信力流失而“贫血”。

　　我们不否认,网络传播的低门槛确实可能导致一些混乱出现,比如谣言的传播和大量负面情绪的发泄,这些都为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课题。但是,理性地看,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各种利益群体通过合法的途径进行正常的利益博弈,表达合理的利益诉求,首先应该持肯定态度而不是稍有不适便对网络舆论进行打压。

　　在一定意义上,网络舆论充当了社会减压阀的作用。通过网络这个开放平台,公众将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及时与大家分享,也为相关职能部门化解矛盾提供有益线索,这种良性的互动,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功不可没。反之,如果社会情绪总是找不到制度化表达途径,如果公众的正当诉求总是得不到倾听,恐怕会给社会危机埋下祸根。

     今年年初,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这里所说的“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显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管理网络,而应该放到执政智慧的高度加以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间,有少数地方的领导干部因为网友举报、网络监督而落马,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一些人惧怕和排斥网络舆论。去年,《人民论坛》杂志联合人民网、腾讯网开展的一项网络调查显示,约七成被调查者(包括部分官员)认为官员有“网络恐惧症”,并特别表示,县处级官员最怕被网络监督。这种惧怕心理可以理解,但我们更希望越来越多的官员都能卸下思想包袱,坦然面对网络舆论——毕竟,身正不怕影子斜。

　　善待网络舆论,方显大智慧。当然,在引导网络舆论方面,有关部门和相关官员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过敏”,而是应该尽可能地尊重网络时代的传播规律,呼吁公众通过理性表达和有序参与,来共同实现“良政”和“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