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嵩绘

　　近来，有几则关于社会管理的报道，引起社会热议：

　　广东东莞清溪镇三中派出所民警绳牵卖淫女赤脚游街。

　　湖北武汉警方在大街小巷“公示”了卖淫女、嫖客的姓名、年龄等个人资料。

　　辽宁沈阳警方委派27名警察去医院，当治安副院长打击“医闹”。

　　这三则消息，看似没有关联，实际上却有共性：都是在社会管理领域采取的新措施、新做法。并且，这些“新政”都没有得到公众的认可。在众人侧目之下、众口讨伐声中，一个一个，都被叫停了事。

　　这些“新政”，失败在哪儿呢？是创新惹的祸吗？

　　当前，各地社会管理职能部门，比如公安，城管等，都在探索社会管理的新办法、新措施、新政策，这很有必要。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化，随着经济的转轨、政府职能的转变、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网络时代的到来，我国进入了一个“多元社会”：经济利益格局多样化，社会生活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同时，高速发展时期，也往往是矛盾的凸显期，往往会引发大量的社会问题，如失地农民问题、物业纠纷、城市流动商贩管理等。这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社会建设的加强，社会管理的创新。改进管理方式和管理方法，事关执政能力的提高，事关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事关社会的和谐稳定。创新非但不是问题，而且还应当鼓励和提倡呢！

　　关键问题在于，社会管理的创新是一定要守住一条底线的，即法律法规的红线。此外，还要慎重考虑举措可能带来的后果及在群众中的影响。作为职能部门，出台举措一定要慎之又慎，要全面考虑，不能只顾一点、不计其余，更不能蛮干乱干，忽视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否则的话，往往会出现法理上行不通、舆论中广受质疑的不利局面。这些年来，我们在不讲法定程序、追求片面效果上的教训还少吗？合理合法的“新政”，老百姓怎么会不支持呢。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