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部门一撤，大机构一立，随之而来的是领导层人满为患、副职扎堆，不只佛山，近年来在广州、深圳、南京等地都有过类似现象。这与机构改革的初衷是背离的。比如，国家进行“大部制”改革，是为了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而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然而在一些地方，却把经念歪了，只知道做机构数量的减法，不做行政成本上的减法，更不做提高行政效率的加法。借用一位领导干部的话说，只是发生了物理变化，而没有发生化学反应。

　　机构改革为何难以发生“化学反应”？有人用“不能让一部分干部利益受损”“减少改革阻力”来回答，似乎这是无奈之举、现实选择，但如果改来改去，把大部门变成了头重脚轻的机构，从以前的政出多门、相互扯皮，到现在的臃肿庞大，除一弊又兴一弊，公共资源的消耗依然不减，纳税人的钱依然不少花，如此折腾，岂不违背了改革的初衷？

　　问题的关键，还在如何对待和处理干部利益。机构改革，难点往往不在部门的裁撤，而在于人员的安置尤其是领导干部的安置。固然，人事改革需要平衡相关者的利益，需要留出适当的过渡期，但这并不意味着，“照顾”就是原封不动地保留原来的一切，“过渡”就是等着干部“内部消化”、自然精简。这样难免导致副职扎堆等“越精简越膨胀”问题，使改革成效大打折扣。

　　政府机构改革，与进入“深水区”的其他改革项目一样，都面临着利益调整、利益博弈的难题。破解这些难题，不仅需要更新观念，而且需要创新机制。“大部制”改革，不摆脱“不让一个干部吃亏”这样的观念羁绊，就难以合理定位、科学安排改革中的干部利益，不解决“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干部管理机制问题，就难以减少领导职数，真正精简人员。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央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就建议，通过“编制法”来治理乱设机构、乱定级别、干部超编等现象，这就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创新制度设计，从源头上把住“编制”的闸门，让副职的设置、人数与流动都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从而疗治“大部制”改革中“机构越少、官帽越多”的顽疾。 严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