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北京望京地区“地王”边上的一套64平方米的住房，一个星期里总价涨了34万元。

　　房价令人们变得极度懊悔。有时候，小两口合计买房子，其中一个稍一犹豫，价格便又上蹿了十几万元，为此引来一番不满和争吵，乃至分道扬镳。这样的故事屡见不鲜。

　　不光是北京，倒退几个月，报纸和电视上，乃至街谈巷议里，人们的话题离不开“房价”、“月供”和频频刷新纪录的“地王”。土地已经变成最值钱的东西，一句新民谣在人们口头流传：楼市月有地王出，各领噱头十几天。

　　房价是在人们犹豫不决的观望中突然爆发的。2009年年初，上一轮房地产的低迷期还没走出，那些钱包瘪瘪的人还梦想着房价再降一点，没成想，进入3月，它突然发力，且一发不可收拾。一个小区半年前每平方米价格只有1.9万元，半年后一看，变成了2.9万元。原先是买了房子的人嫌降价太多，围着售楼处纷纷要求退房，现在一套房子刚开盘，就被抢光了。《参考消息》则援引外电：中国每天新建房屋面积，已经占全球总量的50%左右。

　　今年48岁的穆图，一年前卖掉自己在北京昌平区的经济适用住房，希望在北京城里买一套小一点的住所，结果，从2009年年末一直看到2010年5月，房价一路飙升，距离他的心理价位已越来越远。这让这个经历过中国住房改革全过程的中年人万分感慨。回想30年前，中国人的住房由单位分配，到今天北京、上海、深圳的房价甚至要“赶美超英”，这期间的变迁，真是沧海桑田啊！

　　1978：酝酿变革

　　1978年10月20日上午，邓小平在北京视察新建的几十栋公寓住宅楼时，曾希望能用积蓄替儿子买套房子。

　　随行的国家建委副主任张百发回忆，邓小平先是“问居民住房可否成为商品，当时现场的同志没有人敢回答”，他又“自言自答说，如果房子算商品，我这几年也还有点积蓄，想买套房子给朴方，我的其他孩子不需要照顾，只有这个朴方，是因为我致残的，我需要照顾他”。

　　当时不像现在，房子尚未成为商品，中国大多数父亲也还没有替儿子买房的打算。不过，这一年发生了几件事，预示着中国人的住房生活可能要发生一些难以预料的变化。

　　这年秋天，邓小平访问新加坡。他特地听取了当地官员关于公共住房计划的介绍，并登上高楼，鸟瞰当地的住宅小区。访问结束当天，他又突然走进当地一个普通房间，认真看了每个空间，特别是洗澡间，并不住称赞。

　　再早些时候，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城市住宅建设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传达邓小平关于解决住房问题的指示，希望路子能宽些，譬如允许私人建房或者私建公助，分期付款；把个人手中的钱动员出来，国家解决材料。

　　1978年的中国老百姓还没有听说过“房地产”这个词语，他们只晓得自己家住的房子太挤、太小。在此前的将近30年里，涌动于大江南北的中国人，被西方新闻界形容成“蚂蚁”。这群蚂蚁人穿着邋遢，颜色、式样几乎相通的衣服，住在低矮、拥挤、破旧的房子里。

　　上海华光仪表厂会计杨希鸿的家，就是这些房子中的一间，13平方米，挤着3口人。3.6平方米，在当时是上海一个普通职工的生活空间。在一个不到1.2米高的阁楼上，杨希鸿的女儿上下了十几年。

　　不仅在上海，1978年的中国，拥挤是每一个城镇居民最真实的居住体验。近30年间，中国累计用在住宅上的投资为374亿元，年人均住房投资不足10元。到1978年，中国城镇居民的平均住宅面积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比1949年少了0.9平方米。其中有5年里，上海市的统建住宅没建造过哪怕1平方米。

　　住房窘迫到什么地步？学者杨绛后来回忆，她和钱钟书在学部办公室住了将近3年，“南北二墙各裂出一条大缝”。后来，人们发现胡乔木给国家领导人李先念写的“要房信”，一字一句地请求为顾颉刚、蔡仪等著名学者解决全家蜗居之难。而普通人住在废旧木板搭成的简易储藏室就算很不容易了，不少人无处栖身，流落街头。

　　这一年还发生过一些不怎么起眼的事情。一个叫王石的27岁“国家技术员”从广州第一次来到南方小镇深圳。他看到，路轨旁有丢弃的死猪，绿头苍蝇嗡嗡起舞，沙头角的中英街还只是“一条弯曲的石板窄街”。15岁的农村孩子潘石屹在甘肃天水一个山沟里读中学，每天饿着肚子苦读到深夜，完全看不出日后有身家几百亿的迹象。

　　同年，29岁的冯仑成了西北大学经济系的学生，后来成为经济学家的魏杰和张维迎也在这里学习。此时离他们分别对中国房地产发展产生影响还早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