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宋嵩
“大手笔”投入越来越多 体育幸福感却在下降
历经几十年发展，中国竞技体育取得的成就是如此辉煌：刚坐上北京奥运会金牌榜“头把交椅”，又在广州亚运会刷新夺牌纪录，一枚枚金牌照亮了中国体育自豪的脸庞。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竞技体育金牌的结构并不合理，在“小、巧、灵”的项目上，我们取得了数量可观的金牌，而在三大球和田径、游泳等基础大项上，我们却迟迟拿不出令人满意的成绩单；同时，中国竞技体育金牌的投入与产出如何更为合理，也有很多值得探讨和商榷之处。
这种现象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金牌的背后，我们失去了什么？只有高投入才能换来竞技体育的丰收吗？中国体育的发展之路，我们究竟该如何去走？
金牌价值与投入如何平衡？
编辑：这几年，对金牌投入的质疑之声不时响起。据媒体报道，原国家体操队教练钱奎算过一笔账，备战奥运会4年，国家体操队仅训练费用就要花费8000万元。我们花这么大代价拿金牌值得吗？
公冶民：我对这些数字不了解，如果把学校体育、社会体育、全民健身的投入放一起算算，进行比较，会有价值。
易剑东：是否值得要看我们有多需要和多富裕。在困难时期，虽然我们很贫穷，但我们很需要，所以可以不惜代价投入。目前，我们不再贫穷，也不再像以前那么需要金牌，因此没必要花费巨大代价去夺取金牌。金牌少一点没关系，付出巨大代价引来的社会质疑是体育系统难以承受的。
熊晓正：不管这几个数据有没有水分，对金牌投入巨大是不争的事实。竞技体育有其特殊的文化属性，人们参与的广度与深度、社会的持续关注度，是其他文化事业难以企及的，在民众谋求文化交流与文化认同层面，还有比体育更好的途径、更大的影响力吗？而中国竞技体育在一些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发挥了独特作用。因此不能简单地说，对金牌的投入不值。但金牌毕竟有其特定的价值，也不能大手大脚乱花钱。
金牌的生产成本如何优化？
编辑：射击名将谭宗亮在北京奥运会50米手枪决赛后说：“国家培养了我23年，参加了4届奥运会，只拿到一枚铜牌，我觉得愧对祖国。”有人说这句话中的“愧对”折射出“国家培养”背后所付出的高额成本。金牌的丰收一定要靠大量的金钱投入吗？如何才能以更小的代价实现竞技体育的“多赢”？
公冶民：我看过一个材料说，一个人从上小学到大学毕业需要40万元至60万元，是前几年的数据，这说明人才培养钱多少不是问题，关键是能否成材或达到成材标准。衡量体育人才水平，仅用金牌衡量显得单一了些。
陈立基：谭宗亮的遗憾是中国运动员高度的国家责任和意识的具体表现。金牌要取之有道，必须实施更高层次的体育发展战略，积极贯彻科学发展观，转变竞技体育发展方式和人才培养模式，通过体教结合等方式，提高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水平。
易剑东：只有从社会需要和市场需求角度出发，我们才能以最小代价获得最大效益。社会需要可以最大限度满足百姓愿望，这就应该投入百姓喜闻乐见的项目，比如三大球；市场需求可以最大程度地实现市场效益，比如投入健美操、极限运动等有市场前景的项目。我们目前的竞技体育机制投入的是别的国家投入不大、竞争性不完全的项目，比如举重、摔跤等，这种做法看似金牌多，但无法满足社会需要和市场需求。
熊晓正：在现有的体制下，降低金牌成本的空间有限。竞技体育是一个花钱的事业，也是一个可以赚钱的事业。“开源”才是治本的办法，但绝不是说放弃“节流”。自实行奥运项目与非奥项目分类管理后，非奥项目虽未完全“断奶”，但绝大部分事业费是从市场或社会获取的。为什么奥运项目就不能“自食其力”、走向市场呢？我认为，关键是要解除“以金牌论成败”的紧箍咒。
我们该如何去“要”金牌？
编辑：有人如此形容，中国体育正站在十字路口上：一方面，“举国体制”围着金牌转的资源配置方式凸显弊端，遭到质疑；另一方面，伦敦奥运会在即，中国体育仍在奥运周期的轨道上运行，金牌战略难以舍弃。中国体育究竟该走什么样的发展路径？
公冶民：说中国体育在十字路口上，我不同意。说“举国体制”等于金牌资源配置，我也不同意。中国体育最大的“举国体制”是学校体育。竞技体育只是一小块，我们不要只盯着一小块有成绩的“举国体制”，更应该促进大的“举国体制”工作，比如全民健身。竞技体育走得快，是好事，不能把走得快的往后拉。过去有谁知道社会体育、社会体育指导员、社会体育中心？近年来社会体育大发展是不争的事实。竞技体育观赏性强，电视媒体将其无限放大，让群众产生错觉：体育就是竞技。群众体育、学校体育有队伍、机构、场馆、政策和经费支持等，占有巨大的举国体制资源，但是缺乏发展战略和思路、缺乏创新意识和成果，自身发展滞后。因此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不要怪金牌战略太强势，应积极寻找自身发展的路径，有所作为。
陈立基：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必须在所有领域展示形象与影响力，竞技体育的金牌必须要拿。新的历史阶段要实现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实现竞技体育内部均衡发展，需要在三大球项目和田径、游泳等基础项目上拿金牌，需要在发展潜力大的新兴项目上拿金牌，需要在转变发展方式和培养模式上拿金牌，需要在提高运动员全面发展上下功夫，更聪明、更科学地拿金牌。同时，全社会、全民族更要夺取国民健康的金牌，夺取青少年体质的金牌。
易剑东：以往，举国上下都渴望金牌，因此金牌可以作为公共产品进行政府投入；如今，社会舆论已经不会为缺少几块金牌而震动，因此政府完全不必要为伦敦奥运会的成绩滑坡而担忧，顺其自然最好。因投入减少造成金牌减少，但同时国民体质有所增强，这样的结果相信百姓是会理解和接受的。
熊晓正：我们不是不要金牌，而是如何去“要”，其中关键是转变竞技体育的发展方式。“举国体制”对于实行赶超发展战略，确实是一个有效的模式。但作为一个相对成熟的体制，在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问题，仅靠体制内的自我修补，作用有限。而在体制外，它越来越不适应我国社会改革进程的发展，体坛发生的种种“乱象”不就是现有体制“内外交困”的表现吗？因此，改变单纯追求速度的“赶超战略”、“唯金牌论”的发展理念和导致项目结构失衡的资源配置原则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金牌投入居高不下的问题。在这方面，不妨认真总结一下非奥项目发展的经验。
对话人
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副主任 公冶民
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体育学博士后 陈立基
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体育学者 易剑东
北京体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熊晓正
本报编辑 郑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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