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3年重庆熊德明向总理讨薪到现在，8年时间过去了，讨薪难题依然困扰着这个社会。这是法治发展中的悲哀，也凸显出了化解这一现象的人治路径存有极大的缺陷。

　　现代社会，政府在公民权利的让渡下产生，其存在的目的就是为全体公民提供基本的制度正义和执法保障，让每一位公民不致因为自身的弱势而被甩下“社会列车”。农民工无疑是政府正义运送的重要对象，确保农民工“劳有所获”，保障其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乃是政府部门不可推卸的法定义务。对于农民工群体而言，他们也以公民的身份让渡了自己的部分权利，也以纳税人的身份供养了他们所认可的政府，遗憾的是，他们却在危难的时候享受不到政府所提供的正义保障，他们的权利往往更多地依赖于领导的“选择性”关注。

　　近年来，由于舆论对农民工讨薪问题的集中关注，各地政府加大了整治力度，大面积的工资拖欠现象得到了遏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行政执法已经到位，也不表明政府的正义运送就走上了常态化路径。事实上，在具体的个案当中，一旦脱离了媒体的关注和上级的行政压力，基层的劳动执法部门依然处在“半失职”状态，对待电话投诉敷衍了事，对待上门告状推三阻四，对待讨薪维权冷眼旁观。

　　不久前，媒体报道了河南省高院院长替农民工讨薪的新闻，引发舆论热议。从实体结果来说，法院院长出面讨薪无疑具有个案的重要价值，强化司法执行力，为进入诉讼程序的讨薪者提供及时高效公正的权利救济，法院方面当然具有不可推脱的责任;但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在最基本的劳动关系保障上法律局部失灵，各种讨薪个案折射出的农民工维权困境，根本上依旧是因为劳动者权益保障执法的疲软。正是平时针对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行政执法不力，才导致一些人迫不得已跳楼讨薪，导致法院院长不得不履行不堪重负的讨薪任务，导致一些部门领导只能依靠个人的权威介入，才能实现正义的归途。

　　其实，正常的法治社会，诸如上访、跳楼、自杀等都不是理性的维权通道，领导者个人权威的介入也非公民权利之福，即便幸运之神偶尔降临，也只能验证当下“长官意志”或“第四权力”的强大功效，这反过来更加侵蚀了公民维权的制度威信。无论官员还是媒体，只能选择性关注个别讨薪者，即便法院院长出面也仅限于诉讼领域，面对那些更多尚未走进法院的农民工，他们的薪金如何保障，最终仍依赖法治路径的畅通。

　　相比法院院长讨薪而言，沈阳市公安局的做法则具有一定的制度示范意义。针对恶意拖欠工资问题日趋严重的现象，沈阳警方于2010年4月承诺“110”报警电话直接受理拖欠工资投诉，至去年底的不到两年时间里，共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事(案)件543件，追回拖欠工资4.08亿元，并打击处理了一批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承包商。这种公安职权的行使，能够从制度层面激活公权力在行政执法和刑事执法领域的责任，以常态化的执法纠治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不过，公安机关的介入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无论是行政处罚还是刑事查处，公安机关对欠薪者的查处只有在符合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条件下，而目前无论是一般欠薪行为的行政违法，还是恶意欠薪的认定，都缺乏具体详细的法律规范。与此同时，大量的欠薪并不在刑事法和行政法制裁范畴，警察权的介入也面临合法性根据不足的风险。

　　不难看出，农民工讨薪难的问题已经牵扯诸多部门的精力，也开始由选择性关注向执法机制建设的方向发展。在这种过程中，如何将领导重视下的个人权威上升为制度执行力建设下的法治权威，应当是解决讨薪难的关键。如今，我们看到司法机关的积极作为，也看到了公安机关在执法上的勇于担当，而其中最为核心的劳动执法部门则存在短板。一直以来，劳动者的权益保护执法都呈现出疲软状态，劳动法甚至被民间戏称为“最软的法”。可见，如何强化劳动行政部门的执法责任，确立起强有力的劳动执法机制，在公民权利救济的各个要塞确立起常态化的法律机制，如此才能防止农民工的薪酬“一年一讨”的人治路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