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阱”从何而来

　　新兴经济体的“陷阱”从何而来？从一些国家的发展脉络来看，当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进入经济学家定义的“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会出现停滞甚至下滑。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都在这一阶段出现过经济停滞带来的贫富两极分化、腐败多发、就业困难等问题。这些被学者们称为“中等收入陷阱”。

　　在刚刚结束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就有专家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临界点。

　　曾提出中国经济将迎来“刘易斯拐点”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蔡昉认为，如果找不到应对人口红利消失的办法，“拐点”后面就是“陷阱”。

　　在蔡昉看来，拉美、亚洲各国的国情不同，不能靠现有经验简单推论。他说，经济增长最根本的动力，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他说，日本在1990年之后曾遇到经济发展的瓶颈，政府采取的做法是，保护产业和企业，最后造成大量“僵尸”企业，该倒闭的企业不倒闭，该消亡的产业没有消亡，全要素生产率没有足够的贡献，经济陷入了长期停滞。

　　按蔡昉这个观点，即便是发达工业国家，如果不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会掉到“陷阱”里。当然，日本人均GDP超过4万美元，应该叫“高收入陷阱”。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于乎也拿日本作参照。上世纪60年代，日本工业化起飞阶段发展也非常迅速，同今天的中国一样，靠外部需求和外部资源，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经济增速很高，不过也出现了过分依赖出口、产能过剩、过度依赖投资、个人消费不足等症状。

　　日本人的解决方案是实施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8%，人均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9%。这一政策使得日本国民收入在此后10余年不断增加，在塑造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日本国内出现了强大的中间阶层。

　　于乎研究员看重日本经验的正面效应：用增加国民收入来刺激内需，改善日本经济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进而实现产业升级、技术改进，缓和社会“二重结构”，让强大的中间阶层为社会转型提供“橄榄型”的稳定架构。即使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日本经济步入不景气，也并没有真正打击到日本民间的财富。最近日本地震的影响巨大，但从长期看日本经济只是“伤了皮肉，没动筋骨”。

       如何定义“中等收入者”

　　由此来看，中国经济要规避“中等收入陷阱”，题中应有之义就是要通过提高收入建立一个强大“中等收入阶层”。不过，“中等收入阶层”的划分标准是什么？

　　10年前，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张宛丽就提供了一套判断中国“中间阶层”的尺度：按当时标准算，个人年均收入以及财富拥有量在人民币25000到35000元之间，购买私家车和有相应的社交文化消费。从职业特征看，这个群体多为经理、专业技术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工业企业员工，也包括一部分私营企业主，大致占就业人口15%左右。当时，他们乐观估计这个“中间阶层”有1亿人。

　　2005年1月，国家统计局提出了另一个更精确的标准：家庭年收入6万元至50万元。按照这个标准推算，到2020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将由2005年的5.04%扩大到45%。

　　针对中国消费者的报告，2006年，麦肯锡公司把年收入在25000元至4万元人民币之间的中国家庭，定义为“下层中产阶级”，把年收入在4万元至10万元人民币之间的家庭，定为“上层中产阶级家庭”。该报告还称，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年收入10万元人民币的家庭和美国年收入4万美元的家庭生活水平差不多。

　　到2010年，标准又有所改变。有媒体调查称，中国的中等收入者家庭最显著的标志是“拥有房子”，即便首付、按揭几乎成了中等收入者的“不能承受之重”。

　　2010年，一份外资调查机构发布的《2010年中国财富报告》称，在中国，百万美元资产家庭户数占所有中国家庭户数的0.2%左右，这一“高净值人群”的资产增长率每年超过15%。在这种巨大诱惑面前，“中等收入者”还要承受很大的向上攀爬的压力。